飘向春天的叶与开在心里的花

秋天，一片黄叶从树梢落下。被风吹着，在空中悠悠地飘。“妈妈，它要飘向哪里？”小女孩问。“春天。”妈妈答。“春天？”春天到了，小女孩指着一片绽开的新叶问：“妈妈，它从哪里来？”“秋天。”“秋天？”“对。还记得那片飘落的黄叶吗？”“记得。”小女孩说完，又指着一朵开放的鲜花问：“妈妈，如果花一直这样开下去，它最终要开成什么样子呢？”“果实。”     

钓竿上的小鸟

诗意空间这首诗歌描绘出一幅充满童趣的画面：“我”本来是去学垂钓的，不料一只小鸟落在了钓竿上。“天使般的”写出了“我”对鸟的喜爱。正是由于这种喜爱，“我”生怕惊扰了小鸟的安静，“赶快把眼睛闭上”，传神地写出了“我”的小心翼翼。     

送了10年的汤

“叔叔，来一碗，喝了解暑哟!” “师傅，辛苦了喝一碗银耳汤充饥。” “师傅，安全上请您多保重，亲人的幸福有您的平安!” 10年前，重庆市綦江县大石壁社区自发组建了一支“爱心服务队’，由30岁～70岁的社区大妈、大婶组成，她们在“爱心服务”中喊响了一个口号：“为了亲人平安，为了矿井安全，送温暖，献爱心我有责。”     

存在的逾越-试析马里翁在《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当代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在 《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于海德格尔的 批评。一方面，马里翁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批判，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为一 种 “存在－神学”，其核心原则是将上帝看成是一种 “存在者”；另一方面，马里翁又反过来批评海 德格尔使上帝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因此没有从根本上摆脱 “偶像崇拜”。马里 翁认为，上帝既不是任何意义的 “存在者”，也不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而是一 种至高的 “爱”或 “馈赠”。作为这种 “爱”或 “馈赠”，上帝逾越了存在。     

李连杰的收拳

叮铃铃，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像快乐的小鸟奔向操场，安静的操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了。同学们有的在跳绳、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拉手风琴，但最热闹的还是“老鹰捉小鸡”。小红当“老鹰”，小芳当“鸡妈妈”，其余的当“小鸡”。游戏开始了，“老鹰”张开凶猛的爪子，向左边攻击，但被“鸡妈妈”挡住了。“老鹰”就转向右边攻击，又被“鸡妈妈”给挡了回去。“老鹰”一次次的进攻都失败了……     

洪大容的实学的学问结构

到了朝鲜朝后期，朝鲜的有识之士为了弥补性理学（朱子学）的弱点和克服其弊端，在“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兴起了一种新的学潮，后人们把这一新兴的学问称为“实学”或“后期实学”。大体说来，朝鲜朝的实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其中，...     

真正的洋楼正“拆哪”

天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住房准则，天津称房型为“独单”和“偏单”还有“伙单”。“独单”指的是一室一厅或者干脆就一间屋子，没厅；“偏单”指的是两间屋子。或者有厅或者没厅；“伙单”指的是两家用一个单元，进门左边一间屋子是一家，右边一间屋子是一家，厕所在厅里，两家共用。因为是两家共用的，所以就成了杂物堆放的地方，放满了过冬的大白菜和大葱。     

<红楼梦>:文化的寓言

《红楼梦》以一群“正邪两赋”的“人格”形象及其各种各样爱情的足迹，展现出一幅如诗如画的“玉堂金马红楼梦”中的生活画卷，从而以“滑稽”与“庄严”同在的宗教意识作为这一“生活”的“衰草枯杨好了歌”。“假语村言”敷衍出的一段故事，概括起的却是一部真实的文化史和一次审美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具有一种“文化结论”的意义，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寓言”。     

基于过程控制的化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模式探索

为破除硕士生教育中的“重结果、轻过程”“论文至上”等不良导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破五唯”为指引，以“三奖三优”评定为抓手，规范管理制度，强化过程培养，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构建了基于“过程控制”的“一单三双”式一体化培养模式，“一单”即“一中心”,“三双”为“双指引、双抓手、双途径”。     

“量词”公司招聘记

量词家族成员众多，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而且让我们的文学作品增添了不少色彩。如：一“头”牛，一“匹”马，一“口”猪，二“条”狗。一“峰”骆驼，一“尾”鱼，都是说动物，却不重复，真是多姿又多彩。说到书，那更是名目繁多——有时用“卷”，有时用“册”，有时用“本”，有时还要用“部”。     

《西厢记》“主脑”之别论

李渔以“一人一事”为“主脑”的剧情结构理论，突破了戏曲“首重音律”的惯例，揭示了这一文体的基本规律及其艺术蕴藉。然而，李渔以之分析《西厢记》之“主脑”的“一人”为“张君瑞”，“一事”为“白马解围”的观点，却不尽合乎情理。其实《西厢记》所立“主脑”之“一人”当是“崔莺莺”，“一事”当是莺莺的“自主择婚”，并以此建构“许婚”与“望配”、“赖婚”与“私会”、“改配”与“团困”的三组二元对立剧情结构。     

从“厥词”的语法归属看现汉双音词的形成

“厥词”近年来使用频率非常高。“厥词”主要从成语“大放厥词”中分离出来，其原义为“其词”，是一个短语。但随着历时的发展，“厥词”已很难用“其词”来解释了，其语义有了新的发展且更具整合性，可理解为“谬论”、“狂言”等。因此，我们认为，“厥词”已经词化，其语法归属应该是词，而不再是短语。为此，我们从“厥词”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特点及其语法归属三部分来论述这一观点。这一过程符合许多现汉双音词形成的规律。     

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接受论

本文阐述了从“兴”到“逆志”、“入情”，再到“味”、“悟”，最后“各以情遇”、“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接受论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     

主体生成论的宗教背景

针对现代西方哲学不绝于耳的主体死亡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段德智教授新近出版了《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一书，提出了主体生成论与希望人学的观点。这是一部纯哲学的书。大凡谈及死亡的问题都有其宗教背景，但“主体”似乎是一个纯哲学的概念，本书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主体”、“意识”、“自我”、“个性”等哲学术语，又使用“我”、“我们”、“人”等日常术语，内容宏大广博，关系错综复杂。     

对Gender译为“社会性别”的几点质疑

如何翻译“Gender”一词，是中国学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一些学者和项目的推动下，用“社会性别”来翻译“Gender”，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流行。但译为“社会性别”一词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与“Gender”的原义不完全一致，二者是难以获得大众的接受，三是割裂了与生理因素的联系，四是忽略了主体的作用，因而可能对“Gender”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负面影响。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规则的智慧

德国人相信规划，生活中充满了规划。德国的门把手，一律是“一”横柄。中国的则五花八门。菱形的、球形的……因为“扭”力比“一”横的大，结果故障率高。“一”横柄，往下按，轻轻推，门豁然洞开。用力小、损耗低，最符合工程经济学，看着都省力、顺手。     

“风光”背后的辛酸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句形象的广告语正日渐成为众多都市青年奉行的生活准则。城 市中出现了“负翁”一族，靠向银行举债，提前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真的 如想象中的那么“风光无限”吗? “举债生活”愈演愈烈 刚刚毕业1年多的小陈现在和几个同事住在一起，各人占据一室。由于大家都有了女朋友，而 且也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但这样一来，一套房子里住了三四“家”，“总是不大方便。”小陈选择了     

创建优势互补的创业团队——复星“五虎将”的启示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试问“臭皮匠”们如何胜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呢？只因为三个或更多的“皮匠”们相互协作，形成了一支高效的团队。拥有一支高效的创业团队可以帮助创业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立足。1994年，斯蒂芬·罗宾斯首次提出了“团队”的概念：     

教育中“主体与客体之说”的重新审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教育活动与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说”，即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和学生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被广泛地接受并且发展成了我国教育的基础理论。该理论把教师和学生二者对立起来，从二者中选择谁是“主体”，谁是“客体”，是对教育本质的曲解，是一大悖论。也正是这一“悖论”使我国当前教育出现了许多困惑和误区。只有彻底摒弃“教育中的主体和客体之说”，树立教师“服务者”，学生“学习者”的师生角色观，才能彻底挣脱这一“悖论”的影响和束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