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也更不成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极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但口述史研究不仅不能因此而抛弃文献、看轻文献,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换句话说,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     

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从文与野、主与客的关系入手,在与人类学的比较中,讨论了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特色所在.认为口述史文本是研究者通过访谈制作的,而民俗学之口头传承文本则是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发掘的.     

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 --定宜庄博士访谈

定宜庄博士是一个做满族口述史成果丰富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直接影响了她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民族和性别的优势使她把满族妇女作为自己做口述史的切入点.做口述史对她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者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历史观.顺其自然是她做口述史最大的心得和体会.强调口述史学应注重人文关怀.     

关于知青口述史

传统史学以文献利用为主,口述方法的运用,对包括知青史在内的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补史、证史,可以改变极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状况,从而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但口述也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办法是使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相得益彰,以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     

从中心到相对:口述史方法的"能与不能"

口述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线性分支.在历史学基础上,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以"人"为中心,从宏观到微观,横向与纵向结合中确定其适用范畴,尝试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多元转换.     

新疆兵团军垦口述史研究浅探

口述史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新疆兵团军垦口述史研究是兵团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军垦口述史资料,既可补充兵团文献档案等文本史料记载的空缺,又可纠正文本史料记载之谬误。本文对军垦口述史研究的必要性、基本方法以及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了探讨。     

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的最佳本土模式——读《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一文有感兼与马林英教授等商榷

马林英教授等撰写的《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以凉山彝族农村人命案司法实践为例》一文,肯定了彝族民间刑法及刑事司法对“人命案”处理的合理性。笔者的分析指出,从实体法角度,彝族刑法对“人命案”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界定存在不合法且不合情理之处;从程序法角度,本土刑事司法程序不能很好保障“人命案”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在此基础上,提出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最佳本土模式的可能方向是,构建与彝族传统司法接轨的刑事和解机制。     

壮族民间侬智高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侬智高传说有着重要的口述史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壮族群众对于侬智高其人其事的认识和态度.侬智高的传说不仅有史观价值,也具有史料价值:侬智高传说中包含着一些信史资料,可以与官方文献互为印证,就侬智高的某些历史问题得出定论;侬智高传说讲到许多官方文献和正史中没有涉及的人和事,这些传说有助于对侬智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细化.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

<最后的记忆>是近年口述史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作者侧重文献导向的田野作业,而对口述历史应有的"口述特性"在文本化的叙事中的呈现关注不够."叙事"与"分析"两种史学写作传统交替为主,却始终并存.反映出"叙事"手法在历史编撰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口述材料在被整理改编为印刷文本时,被访人难免陷进尴尬的"他者"境地;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扭转口述田野关系中非对称的主客关系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新的口述历史前景光明.     

《社会性别多样性研究:基于凉山彝族性别关系变迁考察》即将出版

即将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发行的《社会性别多样性研究：基于凉山彝族性别关系变迁考察》一书，系西南民族大学马林英教授多年潜心以性别为分析视角、以人类学为研究方法写成的彝学学术力作。该书赢得了国际彝学专家、美国人类学家郝瑞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彝族人类学家潘蛟教授的一致好评，并分别作序评荐。     

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评滕星博士的《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博士撰写的学术专著<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一书于2001年1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00千字,国际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林耀华和中国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为该书作序.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卢露《从桂省到壮乡》一书序言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第二种人类学史——以徐杰舜教授“中国人类学者访谈录”为研究对象

徐杰舜教授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自1999年延续至今,已有丰硕成果。他的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将人类学的口述史从对"他者"的研究拉回到对"自我"的研究,在对人类学学者自我的口述史呈现中,实现自省与内观。同时,以"人"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弥补了既往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之不足,丰富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内涵,成为"第二种人类学史"。     

口述史访谈中影响真实性的几个因素

口述史作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备受业界专家的推崇,近年来利用该方法扎实地采录了许多濒危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获取了传统文化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形成了重要的成果.但口述史作为一种调研方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针对口述史方法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必要的解决之道.     

口述史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的新视角

把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使研究者充分收集口述史料,并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判断、评价,同时将口述史料与可得到的其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通过这些史料,研究者不仅可以得到原始的宝贵资料,而且能够填补文献资料中遗产事项真实性、细节性的缺陷。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访谈这种方式,能更好地把握文化遗产研究的脉络,从而为遗产学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基督教浸礼宗在凉山彝区的传播历程及背景——以美国传教士柯饶富经历为例

综观近代中西文化互动与交流过程,西方文化往往表现更为主动、活跃与深入。其中传教士的活动堪称中西文化互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事实上不仅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医疗、教育等理念,还使中国边地族群的许多文化事项和文物古籍也得到很好的记录与保存,并在今天已以各种方式不断“返回本土”供后人分享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浸信宣道会曾在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极度封闭的中国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本文以美国浸信宣道会在华传教事业兴衰更迭为背景,记述美国传教士柯饶富等人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新教传教活动,试图由此细节观察近代西方基督教浸礼宗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浪潮。     

"非遗"视野下羌族刺绣生存发展的研究——羌绣传承人陈莉口述史访谈录

"非遗"视野下羌族刺绣生存发展的研究——羌绣传承人陈莉口述史访谈录.     

额吉河的金色小鱼 《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编辑絮语

《额吉河》是小宝历经十余的辛勤劳动,经走访、记录、整理并参阅大量文献资料,最终汇集成的一部令人动容的蒙古族妇女口述资料。从内容上看,虽然只有17位妇女口述的篇幅,但口述对象的社会角色非常丰富,包括普通农民、牧民、知识分子、王族后裔、书香世家等社会层级的各方面;从家庭角色来看,妻子、母亲、女儿、姊妹、祖孙等家庭群体中女性所扮演的各个角色,在本书中几乎无一没有呈现。这些女性的历史,构成了各自家     

彝族漆器——凉山彝族历史文化的传承物

彝族漆器是凉山彝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探索、总结、创造出的一种古朴典雅、墩实厚重、华美与造型独特的餐具、酒具、毕摩(法具)等实用器具的统称;它是彝族造型艺术的源头,体现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宇宙观和审美观,涵盖了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本土知识、民间智慧、神话传说、万物起源、历史事件,族群记忆等各方面知识,填补了少数民族在中国漆器史中的空白,是凉山彝族历史文化中最有力度的传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