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的发展环境约束与发展路径选择探析——以四川藏区为例

基于四川藏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多样性、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性与依附性、人口发展的乡村性与贫困性等特征,其发展路径必须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与生态脆弱区为基础,以国家特殊贫困区为背景,选择制度许可且符合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径。结合四川藏区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环境,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正确评估四川藏区生态产品价值,建立生态价值考评机制;二是加大藏区重点聚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众的基本生存环境;三是增加向农牧民的财政转移专项支持,提高农牧民人均收入。     

长征时期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四川藏区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聚集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艰险、最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的地区,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积极、妥善处理与藏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汉藏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积极帮助藏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努力建构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关系;四川藏区人民群众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对保存红军势力、支援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藏区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对四川藏区社会的政治、社会、血缘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对贫困绿色治理：逻辑、困境及路径——以四川藏彝民族地区为例

相对贫困绿色治理理论吸纳了绿色发展、缓解相对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意蕴,因此更能够平衡、协调与融贯“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聚焦的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取向;在实践中又沿循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运转逻辑,坚持问题追溯、过程管理与目标瞄准相结合,能够精准地消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出现的间隙隔阂,进而能够真正助益藏彝民族地区实现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关于公共管理的档案管理实践范式研究——以社会变迁为视角

本文以社会变迁的影响为视角,找出了原始档案管理范式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归纳总结得出只有将档案管理工作公开化、管理模式多元化并让人民群众参与其中,档案管理工作才能有所突破,才能促进整个公共管理事业甚至社会的进步.     

认知视角下颜色隐喻的文化特异性研究 ——以汉藏语基础颜色词为例

本文依据概念隐喻理论的基本思路,采用认知隐喻学与框架语义理论,对汉藏语言中6种基础颜色词做了系统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基于汉藏颜色词的文化共性与差异性比较,进而描述了颜色词的色彩范畴语义,论证了颜色隐喻下由颜色词所反映的汉藏文化特异性动因.     

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的模式及实践路径——以新四军纪念馆为例

文章先分析了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相关功能,随后介绍了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的具体实践原则,包括历史和现实融合、理论和实践融合、传统和时代融合,最后介绍了新四军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政育人模式和实践路径,包括加强红色文化保护、充分展示红色文化、创新红色文化教育,希望能给相关人士提供有效参考。     

浅析艺术管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景区的问题及建议——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大众在文娱教育方面的投入也逐渐加大.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却也与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家庭文娱支出基本持平.在国家大力发展复兴民族文化的趋势下,民族类旅游景区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艺术管理拥有学科归属多样的特点,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有着重要地位,在文化复兴的潮...     

民族节庆体育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流变及认同路径——以黑龙江省为例

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调查法,以黑龙江省为例对民族节庆体育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流变及认同发展路径进行研究。主要结论:节庆体育将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融合在一起,是各民族生产经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为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精神纽带,使整个民族及国家凝结成一个中华共同体,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和产生归属意识,建立坚不可摧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

本文在回顾近代以来与“社”这一概念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从广西龙江流域宜州市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叙述及当地“做社”祭祀习俗切入,分析村落“社”信仰生命力的来源,认为“社”源自于自然崇拜,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力量,建构起信仰与禁忌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念.与“社”相关的信仰与祭祀习俗在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内涵,及其存续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足以使之成为切入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田野实践上构成一种方法论.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西藏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及策略——以勒布沟门巴族非遗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西藏非物质文化种类齐全,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资源。西藏的边境线长度仅次于新疆,是我国边境线第二长的省级行政区。因此,西藏边境地区的乡村振兴关乎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定和西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战略意义。西藏错那县勒布沟有四个门巴族民族乡,是我国门巴族集中居住地。文章以勒布沟门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论述了该地非遗文化产业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和当地政府通过非遗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认为勒布沟的实践经验对西藏其他边境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四川藏区宣传教育与社会稳定研究

四川藏区在以往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为维护本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四川藏区存在着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破坏或消极因素,在宣传教育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为此,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反分裂反渗透、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提高公民意识、树立公平正义观念、增强法制观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思想道德、树立正确的宗教意识和政治意识等方面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四川藏区基层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键

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藏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挫败了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尊严,基层组织建设是藏区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前提。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干部机制、党政工作机制缺乏应变能力,大批干部和专业人才流失,四川藏区基层组织发展一度出现停滞的状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探索完善新机制,不断强化基层政权等措施是稳定藏区的战略性抓手。     

经济发展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产值增加、文教进步、结构演进和体制变革的综合性进程.这样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发展过程,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分配机制、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的巨大变革,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人本管理的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四省藏区按照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新要求,面临加快全面发展的重要机遇。四省藏区受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稳定关系和民生改善诉求等多因素的交织影响,导致区域社会治理更加重要、复杂和艰巨,因此亟需转变由政府包揽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分析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基础上,基于人本管理提出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的新理念;综合人本管理和社会系统管理观点,提出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的系统观;借鉴平衡记分卡理论,从利益、主体、环境和学习等四个维度提出优化四省藏区社会治理系统的对策建议。     

试论藏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以西藏和四川藏区为例

本文以西藏和四川藏区为例,考察了藏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变化及其特点.认为藏区所有制结构状况与其生产力水平并不完全适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藏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藏区应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项特殊的战略任务来抓,尽快建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政府扶持体系,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社会分层视角下四川藏区贫困代际传递形成机理研究

运用社会分层和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对四川藏区贫困代际传递进行中观和微观形成机理分析.按照地理空间的牧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贫困代际传递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受家庭因素和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差异,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呈现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递增的情况.因此,重点加强对牧区社会服务质量的提升尤其是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     

四川藏区的石刻文化及其保护和利用

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悠久的历史、汉藏石刻并存的格局、典型嘛呢堆、《格萨尔》石刻,以及红军石刻标语5个方面概括了四川藏区石刻的基本面貌;第二部分从对四川藏区石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个方面对这项文化遗产的现实利用及保护提出了对策提议。     

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实效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促进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路径.本文通过对四川藏区致贫因素、典型贫困案例和扶贫措施的调查研究,肯定了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宏观策略和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四川藏区精准扶贫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建议:即政府向社会购买扶贫服务;建立贫困户综合性识别标准;建立"特困户+整体受益"优先模式;谨慎规定贫困户的优先身份;正确处理社会救助和贫困户扶持之间的关系;解决精准扶贫地方性规范自身的合法性问题.     

余氏蒙古族与藏区其他蒙古族之比较研究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兴隆乡沈村,居住着一支近千人的余姓蒙古族。这支蒙古族保留有记载自己历史渊源及历代事迹的族谱,称《余氏历代家谱》。①按该族谱所载,余氏蒙古族系元朝皇帝宗亲,于明初进入康巴藏区,明、清两朝,敕封“沈边土司”,统治今沈村一带。余氏蒙古族属较为特殊的一支藏区蒙古族群体,历史上,其真正的族属,一直模糊不清,考之于有关正史,均缺载,见载的方志,也称其为“汉人”,1981年才被正式认定为蒙古族。因而,余氏蒙古族虽是一支入居藏区的元朝宗室,但在蒙藏民族交往的历史上,一直寂寞无闻,从未被纳入对藏区蒙古族研究的视线。本文拟将其置于整个藏区蒙古族当中,与其他藏区蒙古族做一比较,对于全面探索蒙藏民族关系,是有必要的。     

敦煌文书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研究

敦煌藏文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精英根据汉文本《宅经》改编而成的一部有关姓氏分类的占卜典籍,使用群体主要为吐蕃移民。《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发现,对于解决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曾普遍采用汉族姓氏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P.T.127,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卑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塑的产物。P.T.127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如何利用地方秩序语言,在区域社会中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