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回族社区的文化变迁 --以昆明市顺城街回族社区为例

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造成都市回族社区的文化变迁.本文以昆明市五华区顺城街回族社区为个案,进行都市人类学的考察,展示其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拟就当前中国西部地区实施都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市回族社区的发展前景,如何处理好回族社区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研究

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正处于急剧发展的历史时期,传统社区格局的变迁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由于社区整合功能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亟需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整合机制,规范城市社区的职责与权利.本文立足于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变迁的实际情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的构建问题.     

毛南族生态移民文化变迁研究——以环江县堂八村S屯为例

移民文化变迁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课题。毛南族20多年来大量生态移民使多数传统社区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移民社区成为毛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单元。通过研究S屯个案透视其生态移民文化变迁及适应情况,对研究毛南族文化乃至移民文化变迁机制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社区的国家在场--以一个西北村庄为例

本文以一个西北乡村社区为个案,阐释了国家力量在社区事务、社区变迁和社区权力分配中的特殊影响.而随着民间力量的重新崛起,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谋.     

回族社区的文化性格及教育功能探析

回族社区与回族的形成、发展息息相关,浓缩着回族兴衰起落的历史变迁,烙刻着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回族社区不仅是回族精神世界的物质存在形式,还是孕育回族的“母体”,是大分散的回族立足中国社会的根底.回族社区作为文化的载体发挥着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规范其行为,加强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等教育功能.深刻领会回族社区文化性格和教育功能,对回族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生态与现代化——黔东南少数民族社区文化调查反思

黔东南少数民族社区的特色旅游产业自开发以来,其所引致的原生态与现代化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变迁的走向。本文以此次社区旅游调查的报告为依托,结合文化变迁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原生态和现代化的内涵与实际归属,探究了原住民在参与到文化变迁进程时的心态,并指出他们更多时候是出于改善生活水平的功利考量而非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由衷认可。     

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境遇下的回族社区——以历史上西安回族社区文化变迁为视点

本文以历史上西安回族社区为视点,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境遇下,分析了回族社区文化的变迁.     

走进西道堂──对中国西部一个回族社区模式的个案研究

本文主要从回族社区的形成，基本要素变迁及社区运行总体特征，对西道堂这一典型的回族人文社区模式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以甘肃省临潭县西道堂回族社区模式为对象，研究回族社区变迁的规律性问题，并力求为回族社区参与广泛而深刻地社会变迁提供一些思路。     

社区的“多民族”化与民族关系的制度化

在多民族国家城乡社区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现象,即社区“多民族”化问题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专利和发明,而是古代社会已有的特征和社会关系模式.进入新时期,社区“多民族”化问题日益凸现,随之而来的民族关系的演变直接促使了社会结构性变迁.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其框架和意义系统,应对多民族社区社会关系予以关注和干预.社区“多民族”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只是过去,在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制度对社会变迁过程仍具有引导和重构作用.这是经济与文化发展、市场机制调整与多民族社区个体和群体健康发展的实际需要.     

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民族社区的次级概念,研究其形态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辨析社区、民族社区和多民族社区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涵义;并以“民族互嵌”的两个关键属性“空间关系”与“精神关系”为变量,通过2×2矩阵将民族互嵌型社区分为四种类型:区隔型、接触型、融洽型和交融型;最后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也需要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库进行必要的评估监督.     

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

回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关于都市回族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多数都是零散的个案描述和具体问题分析,缺乏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探索.本文将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个案,探讨具有更为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即传统都市回族社区是以怎样的社会结构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这种社会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迁?     

土家族梯玛还愿仪式研究

还愿仪式是土家族传统文化事象之一,也是土家语区土家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还愿仪式的神系、法具系统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特征;仪式语言的变化不仅是社区语言生活的变迁所致,还是土家族民间信仰变迁的重要表现.随着土家族民间信仰的变迁,还愿仪式的功能已经淡化,人们更关注仪式中各种符号的象征意义.     

东北边疆地区朝鲜族农村社区变迁的特点与推动力研究——以黑龙江省鸡西市永丰朝鲜族乡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朝鲜族居民依托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开始了以劳务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尤其是他们凭借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族源关系以及语言优势,打开了对韩劳务输出的市场;在此背景下,以黑龙江省永丰朝鲜族乡为例,从社区的人口、经济、家庭结构等要素变迁的分析入手,研究了东北边疆地区朝鲜族农村社区变迁的特点及动力机制.     

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从赣南山区自然村庄的消亡看农村社区的变迁

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村庄共同体理论模式,对赣南山区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试作剖析,探寻其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并以这一农村社区变迁的视角为探讨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发展的途径及规律提供一定的借鉴.     

毛驴数量的变化与西藏农村的发展和变迁——基于西藏中部4个农村社区的长期调查和研究

文章基于笔者对西藏中部4个藏族社区长期的调查和体验,以毛驴为视角分析了导致毛驴数量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生态原因,并欲以此线索,向人们提供一个了解西藏农村社区社会经济,特别是生态环境变迁的窗口.     

民族文化的适度开发策略与乡村旅游发展——基于一个撒拉族村落“农家乐”实践经验的讨论

如何通过适度开发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良性变迁中得到传承,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A村为例,分析了其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度开发策略,并对其实践这一策略的基础条件和原因进行了梳理,提出应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角度着手,探索有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中心主义与族群认同研究——基于大理双廊白族村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民族旅游中文化中心主义夹带着经济利益侵入族群社区,引致族群文化急剧变迁,从而影响族群认同.文化中心主义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通过经济诉求来实现文化影响,其中旅游舞台文化展演是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常常沦为旅游开发商取悦游客的工具.族群旅游社区只有提振经济,掌握经济话语权,复兴传统文化,取得文化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提升族群认同,使族群文化健康、生态地传承与发展.     

三亚后海疍家滨海旅游发展的民族志考察

滨海旅游发展是三亚旅游的热点所在。后海疍家社区作为一个滨海小渔村,拥有优越的旅游资源,近年来滨海旅游发展迅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社区的变迁。文章采用田野调查与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描述后海疍家在发展滨海旅游过程中地方、企业、国家的互动,并说明在此发展过程中的愿景与困境。     

民族旅游社区交往空间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为例

基于"空间的生产"理论提出的"交往空间"对旅游社会交往活动具有较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但目前学界对"交往空问"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傣族园旅游互动中交往空间的变迁方面,并解读交往空间的变迁特征,试图建立起对少数民族旅游社区交往空间的认识。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一是交往实践活动生产了空间也生产了关系。目的地社区交往空间的变迁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各种变迁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二是交往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交往行为的空间性、交往内容的层级性以及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三方面,它们给原交往空间赋予了新意义。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社区宗教精英的权力变化研究——以三亚凤凰镇回族为例

当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民族社区发展动力时,旅游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承载者和维护者的民族社区传统文化精英,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变化并没有得到重视.本文以三亚凤凰镇回族社区为例,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了解旅游发展及冲突事件过程,从权力变化的视角探讨旅游发展对社区宗教精英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的发展间接促进了村民对宗教权威的认同,强化了宗教精英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权;但在旅游引发的利益冲突中,宗教精英权力出现“外强内弱”的变化,传统权威被弱化,个人能力成为社区调解权力的基本支撑.宗教精英自身具有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旅游现代性带来的权力弱化,为进一步探讨如何破解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延续间矛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