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人”

论“作人”［日］关尾史郎序言最早注意到氏高昌王国（以下简称“高昌国”）时期“作人”系一种隶属民的是朱雷氏，据其地位在奴婢与部曲之间的历史特征，此定为见于南朝宋、齐史料中的“十夫客”；他还认为吐鲁番盆地进入唐西州时期后，这种“作人”演化为律令制中的部曲...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晋唐时期高昌坞的变迁

晋唐时期高昌存在为数不少的坞,这些坞功能各异,而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本文以唐代为限,分别对高昌时期及西州时期的坞进行论述,并探讨其变迁的原因。     

高昌回鹘时期的安西开元寺——据惠超造波罗朝佛像考证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     

关于麴氏高昌王族族属问题

吐鲁番位居“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为塔里木盆地东部门户。北朝至隋唐时代在此建立的麴氏高昌政权与内地中央王朝关系十分密切,从其既受北魏、隋朝封赠又为唐之藩臣的史实看,属于边疆地方政权。关于高昌麴氏王族族属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以为其为汉族,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根据已掌握的资料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魏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以及《周书·高昌传》等都记载,麴氏高昌的创建者麴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论者据此以为麴氏祖先既用汉姓和汉名,又入郡县籍,所以必为汉族人,这种推测不见得是…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略论吐鲁番墓葬中出土的天象图

天象图,亦称天文图,是我国古代人们对天文的早期认识和描述。吐鲁番墓葬所见天象图主要出自高昌故城附近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基地。其一出自十六国时期墓葬的壁画和纸画中,主要绘有日、月。如阿斯塔那13号墓所出“墓主人生活图”纸画（图一）,上方两角分别绘出日、月,日内绘金乌,月内绘檐妹,日月之间有北斗星辰,哈拉和卓97、98号墓室壁画上方也绘有太阳和月亮①。图一墓主人生活困（64TAM13）其二见于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时期的墓葬中。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有大量的伏表女娲图（图二）,图中均绘有日、月、星辰等天象。日中多绘三…     

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

本文从吐鲁番地区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分布、埋葬规律和墓砖出土地点入手,对高昌麴氏之郡望除了金城,尚有西平-说提出质疑.认为就现有材料而言,高昌麴氏之郡望只能是金城.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

隋朝与唐前期,在征收租调的同时,还征收户税与义仓地税。户税据户等按户征收;租调力役按丁,而不管其“受田”之多、寡,有、无;义仓地税则经历了按亩征收与按户等征收的变化。隋唐时期,租佃制已很盛行(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尤其如此)。租佃制对租庸调以及户税的征收没有直接影响,而对义仓地税,则有由谁交纳的问题。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下)

三、(?)氏高昌时期的民田关于(?)氏高昌时期吏、民占田情况,目前虽未见类似西魏大统十三年登录各户家口田土情况的计帐户籍文书,但从一些计田承赋役文书尚可窥见其大概。如68TAM99:2号文书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

唐代西州奴婢及大牲畜的买卖,均须官府发给公验才算合法.唐以前的高昌王国奴婢买卖是否也要经官许可?由于只见有私契而未见到官府文券,通常认为不需经官.但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所出粟特文<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买女奴契>,却是件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公验性的文券,从与汉文同类买奴婢券比较中,发现了许多异同,从同的方面看到了粟特文券契对汉文券契格式的继承;从相异方面看到奴婢买卖在高昌王国时期,同样也要有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文券,才合法有效.这应该就是唐西州奴婢买卖"市券"之渊源.     

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的《租酒帐》进行了校正。通过对《租酒帐》不同类型例句中相关字、词的解释及全句的解读,认为这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作者支持“姓”乃容器的观点,并引用考古资料证实“姓”是一种可容120至180升的大型贮酒陶器。最后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姓”是“罂”或“瓮”的通假字。     

汉唐金城、西平麴氏研究

金城、西平麴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闷避难湟中,改姓麴氏,麴氏形成.东汉末,麴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麴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麴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麴氏随沮渠氏人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麴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麴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麴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孟宪实，宣红麴氏高昌（５０２—６４０年）的政治制度，自从运用了吐鲁番出土资料后，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①。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只就麴氏高昌中央诸曹的职掌进行一些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批评。１、诸曹概说关于麴氏高昌中央行政部...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