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梅唱和诗的创作动机

"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和相互学习、相互追慕的崇拜心理,决定了欧阳修与梅尧臣唱和诗在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上创新求奇的创作动机。欧梅唱和双方的互动效应和运行机制成为宋诗新质生成的重要内驱力,导引着宋诗向重议论、讲才学、散文化的方向发展。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清代宗宋诗风的嬗变

清代诗坛的宗宋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明末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表征着对宋诗价值的重新认识;雍正乾隆时期的浙派和秀水派都致力于用宋诗美学理念来进行创作,欲再现宋诗之美;乾隆嘉庆时期的桐城诗派和肌理派标志着宋诗美学原则的新变和当代化;道光咸丰以后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标榜"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是清代诗坛学宋的结穴.     

日本学者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

山本和义是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后二者,颇有一得之见.在宋诗特色方面,山本和义认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上;在苏轼个案研究方面,山本和义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山本和义的研究,善于将所要探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史学与诗学背景之下,深稽博考,细致分析,阐发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也为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万历中期,公安派对苏轼极为推崇,对宋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开启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天启、崇祯年间,在程嘉燧、钱谦益的推动下,人们主要以陆游为师法对象,晚明诗坛掀起了学宋之风。     

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

皮日休、陆龟蒙二人是唐末较为活跃的作家。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 ,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 ,他们急切寻找“诗敌” ,互相切磋诗艺 ,以求突破 ,因此 ,他们之间有较为著名的松陵唱和的发生。对皮陆二人唱和活动的心理进行剖析 ,有助于认识唐末诗歌的通俗化背景。     

宋代次韵诗现象初探

宋代诗坛,唱和之风盛行,其中次韵现象尤多。次韵诗的来源众说不一,一般采用元、白首创的说法,中唐元、白唱和活动出现后,次韵诗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形式受到越来越多诗人的青睐。宋代的次韵之风其盛行,故内容题材丰富,包括感情的沟通交流、抒怀言志、风雅酬和等。次韵诗的盛行丰富了诗歌的创作形式,推动了宋代诗坛以及词坛的发展,同时更为后人研究文学史提供了真实丰富的史料。     

欧梅唱和与宋诗革新

北宋仁宗时期的宋诗革新,是伴随着改革复兴的政治气候而出现的与古文复古互为表里的一次诗歌革新思潮.这次诗歌革新一方面得力于仁宗政治复兴的时代氛围和新兴士人阶层勃兴崛起的文人群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主要诗人欧梅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摇旗呐喊.梅尧臣在其中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他诗歌创作实绩上,更体现在他与欧阳修诗文唱和交往中的共同作用和互动影响上.无论诗学观念、审美理想,还是对社会群体的感召力,欧梅唱和都起了关键性作用.     

陈衍对钱钟书宋诗观的影响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之一，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陈衍以民国年间诗坛耆宿的身份与钱钟书有所交往，并在诗话中大加揄扬。钱钟书的宋诗观中源自陈衍之处时有所见，从对宋诗的创作、诗人的评论到具体作品的分析中都表现出了二人之间深刻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