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圈点"考论——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中的"五色圈点"为例

本文就《文心雕龙》杨批中“五色圈点”的运用和源流及其文化背景作了一个初步的考察。杨慎在批点《文心雕龙》时,用得最多的是黄色和红色,其次是青色、白色和绿色,而且杨慎较为关注《文心雕龙》的文学性与书中的“整严新巧”处“。五色圈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先秦到宋明长期的孕育与积淀过程。“五色圈点”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的五行文化,小背景是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五色”与“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圈点的产生反映了在中国古人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圆”这个图形崇拜的心理,也离不开中国古代“言不尽意”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     

"李约瑟难题"与内圣开出科学

围绕“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技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分析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开出科学是否有历史根据。儒学仁智合一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表明传统儒学的“内圣”具有开出和阻抑中国古代科技的双重性。明清之际的实学蕴涵着与近代科技相通的因素,但实学偏重的是外王而非内圣;明清实学流变为以内圣为体、实证为用的乾嘉朴学(经学),中国科技由实学引导的近代转向遭到夭折。     

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灾害志 ,如正史《五行志》 ,有重要地位和价值。第一 ,《汉书·五行志》具有开创中国古代灾害志之功。唐宋时期思想家的灾异观发生变化 ,认为人类过度的经济活动是对自然的破坏 ,并且带来灾害 ,《新唐书·五行志》树立“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的原则 ,使后来《五行志》保持“记异而说不书”的面貌。第二 ,史家编纂《五行志》 ,不能说明其史识低下 ,而是国家执行灾害物异雨泽奏报的社会职能的反映 ,史家不过是执行了记事修史的职守。第三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五行志》及其它史料 ,研究自然灾害发展规律 ,为长时段自然灾害预报 ,提供宝贵的历史数据资料     

"六经"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人类文化史上共有的现象 ,但东方与西方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早于西方一个时代而发生 ,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早熟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是通过儒家的“六经”而具体展现出来。孔子删定“六经” ,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内容 (诗、书、礼、乐 )加以转化并推广到民间 ,建立起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自觉。这次文化自觉 ,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伦理类型的基础 ,也为汉代以后中国形成的“经学”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与气论

“五行”与“气”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源远而流长的概念。本文仅就它们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和融合作一些探讨。一“五行”的观念可能起源很早,在《尚书·甘誓》中就有:“有扈氏威海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明确标明“五行”为水、火、木、金、土字样的是《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关于《洪范》产生的年代,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引起很大的争论,近年仍有学者认为它还是     

试析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之发展

<正> 早在数千年前,我国古代哲人便对宇宙的生成、演化及演化链条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逐步形成中国古代宇宙观。本文拟对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发展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 先秦时代宇宙生成论 早在夏朝,就已有“六府”说:水、火、金、木、土、谷,其中,也包含着后来产生的“五行”。对此,《尚书·洪范》说,上帝因夏禹治水有功,赐给他洪范九畴,其中就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里所说的“金”并非黄金或金元素,而是指青铜,后来包括铁。“五行”实际就是物质生活资料,当时它们     

中国哲学与古代农学

中国哲学的原理主要是气化、阴阳和五行,这些原理深深的植根于中国古代农学之中。本文论述中国古代农学的哲学原理,说明古代农学是中国哲学的科学基础。     

独领风骚的殷周朴素唯物主义五行说

在世界哲学史上，古代东、西方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大都把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纯自然物当作世界的本原、本体，如水、火。气、土等。唯独中国殷周朴素唯物主义五行说认为水、火、木、土这四种自然物与“金”——人的实践制作出来的新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本体。真可谓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五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入《洪范服：：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日土。”其实五行指的就是和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五种物质。《尚书·大传》传说：周武王伐殷，兵到殷郊，士兵们欢唱：“孜孜无息！水火者，…     

孔子"礼育"思想引论

孔子的“礼育”思想是孔子礼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和方面,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礼仪、礼义的教育与培养,也包括了古代的政治、法制亦即古代典章制度的教育与培养。“礼育”较德育宽泛,也与“礼教”有着显著区别。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阴阳五行说思维方式中的原始质素

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特有的古老的世界观 ,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本文侧重论述了它的思维模式中的原始的类比思维和互渗思维的遗存     

从“十三经”注疏看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华文明一脉相传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对文明成果不断归纳总结,补充完善,中国古代经书的注疏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十三经”是中华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而注疏是“十三经”流传至今的保证。今天对“十三经”重新作注,进行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易经》中道思维及其管理思想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管理受到世界的关注,学界与企业界开始向古老的东方汲取智慧.《易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其蕴涵的中道思维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中,指导着我们的日常行为活动.本文从管理哲学、管理原理与管理道德三个视角提炼阐述“中道”思维及其管理思想,指出在超竞争环境中,企业要依经权而易变,秉承人本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刚柔相济进行经营管理,确保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追求并实现“保合太和”的系统目标.     

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中国传统人伦思想与五伦的道德观

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伦理道德的思维与主张。这是一套人本的价值思想,有其形上的道统 根源,形下的正统传承、法统规范与学统分流。它在地球上首先建立起了有系统的人伦思想。其特质之一,即是"五伦" 的亲疏远近与尊卑贵贱的行为规范,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所未有者,至今其精义仍具有超然的优越性。其另一特质,即 重视政治上之政道与治道的政治哲学和家庭的组织地位与功能价值,这体现在《大学》中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之内圣推向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的政治哲学思想。此王道思想即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之内外与体用发挥的极 致。人伦、五伦、王道等思想都是以道德概念融汇贯通的一种政治伦理哲学,是社会和谐有序的行为准则。     

“李约瑟难题”的多维思考——重申文明与科学的分析框架

虽有外国学者持有异议,然从文明与科学的关系解答“李约瑟难题”仍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中华文明“独立而又连绵发展”的特性,促使我国的传统科技逐渐地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也正是这一特性又使得中国科技于近代落伍。中华文明晚期来自思想文化、社会、自身三个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