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

文章论述了市舶使的出现、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认为,市舶太监之产生,既与垄断“市舶之利”、搜求“南海宝货”有关,又是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差遣宦官市物南海及主持南海贸易之传统的必然发展此外。还与唐代的“宫市”、“宫市使”有一定关系。     

略论宋代市舶制度

市舶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创始于唐,经历宋元明三代,历时千余年。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制度渐见完备”。并且由于宋代特殊的国情——积贫积弱,使得它在宋代的经济地位非常突出。本文拟从宋代对海舶和外商的管理,市舶关税,收买政府专卖品,市舶官制,及其在宋代的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对宋代市舶制度作出粗浅地探讨。     

宋代市舶抽解制度

市舶一司,唐代最先于广州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宋承唐制,先后又在泉、明、杭诸州以及密州板桥镇置司;三百年间,有关海外贸易各项制度日趋完备。《通考》、《宋史》诸书,对宋代市舶制度虽有所记述,但失之简略。近六十年来,日本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桑原(?)藏《蒲寿庚考》等著相继问世,颇补前史之阙略。两年多前陈高华、吴泰同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海外贸易中     

略论唐代的市舶事务

我国的市舶事务开创于唐代,这是当前学术界一致的意见。对其开创的时间、官员的设置和职权等方面,看法却不尽相同。这与资料不足。以及对一些资料的理解不同有关。唐代有关市舶的资料绝大部分都是记载在广州发生的事情,其时间的跨度,从武后光宅元年(684年)直到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延续达二百年之久。显然,广州应是唐代开展市舶事务最重要的港口。可以设想,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市舶事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当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广州的资料的剖析,对这方面作一些探索。一唐代的市舶是一项具有季节性的事务,这是受到当时海运的技术条件制约的。那时海上运输对季候风和海流的依赖性很大,如果不遵循它们的客观规律,往往导致船破人亡。遇到风向不     

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

广东是明朝的外贸中心,其市舶贸易管理备受重视。自永乐朝派遣宦官提督市舶后,广东的市舶事务就基本上处于市舶太监的管理之下,明初的市舶管理体制被改变。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市舶太监权势不断扩张,更加横行无忌,引起官民的强烈反对而两度被裁撤,最终无权干预广东的市舶事务。我国历代有差遣宦官直接参与广东海外贸易的传统;在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明代,派遣宦官主导广东市舶事务是中央加强经济控制的必然趋势和宦官势力扩张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央强化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有关。     

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

广州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也是市舶管理制度的推行区。唐宋时代的市舶贸易,是蕃汉交往的经济形式,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贸易的特征,广州出现了一系列与市舶事务相关的新事物:新官制、新族群、新社区、新舶货、新行业和新礼仪。设市舶使,置市舶司,立市舶法,都是在"广府"先行先试的。市舶时代的广州模式,到洋舶时代难免发生变异。例如,"市舶司"与"粤海关","蕃坊"与"夷馆区","舶牙"与"十三行",都是不可截然分开的。随着和平贸易被商业战争所代替,"广州通海夷道"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蕃客淡出,洋商登场,古老的"互市"已一去不复返了。     

小议市舶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

本文试图从萌芽时期的市舶制度、发展完备繁荣时期的市舶制度、走向衰落时期的市舶制度以及市舶贸易管理制度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中的作用等方面来对市舶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作一简要的阐述。     

简析宋朝《市舶条法》的基本范畴

宋朝的《市舶条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商法,它系统地规定了海外贸易的主管机关、贸易主体、出入境管理、经营许可证以及外商保护制度等内容,它构建了古代海商法的基本框架。由于该法律条文早已佚失,故本文通过对史料记载中所发现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试图系统地阐述宋朝市舶制度的基本内容。     

秦汉监军制度简论

监军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秦汉封建大帝国建立之后,君主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而创设的。秦和西汉的监军官吏除临时派遣的监军使者外,常设监军官吏分属护军、军正、监军御史三个系统。分别职掌监督将领、按皇帝符节发兵、刺举惩治犯法将士等责任。东汉一代,监军使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职责为监察出征将领有无抗命违法,作战不力等情事。这一制度为     

唐都长安市法述论

从法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法律社会学之视角对唐代长安市法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备的对城市市场和贸易进行管理的市法规范,使得市场的设置,货物的价格、质量,商税等莫不有法式,从而推动了市场规模的发展和繁荣。同时认为,长安市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管理、规范的作用,但是封建制度下国家的过分介入和干预导致市场主体自由的缺失,使长安市法也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庄子》内篇中“息”“止”等词的用法看《逍遥游》“六月息”的含义

《庄子·逍遥游》中“去以六月息”的“息” ,前哲时贤或释为“休息” ,或释为“气息 ,指风”。从对《庄子》内篇中“息”及与之相关的词的用法统计中可以看出 ,《庄子》内篇中 ,凡“停留 ,止息”都说“止” ,不说“息” ,“息”最主要的用法是作名词或动词 ,意为“气息 ,呼吸”。所以 ,这个“息”应采取第二种解释 ,“去以六月息”意为“(大鹏 )离开北海要凭借六月的大风”。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