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自齐与洪宪帝制

洪宪帝制失败后,周自齐曾被列为帝制罪魁祸首而遭到北京政府的通缉。可综观洪宪帝制时期周自齐的活动,虽然对推动帝制起到一定作用,但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来说,他只是一个有着特殊想法的跟随者,与那些帝制中坚分子相比,作用有限。因此,周自齐被视为帝制罪魁祸首,显然有悖于事实。     

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悲剧

1916年袁世凯制造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丑剧,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袁世凯称帝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酝酿所造成的,观察其帝制自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称帝跟列强的怂恿,个人的迷信思想、权利欲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这些因素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促使他丢掉"共和"的面具,无所顾忌的恢复帝制,造成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既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更是袁世凯个人生命历程中一个最大败笔。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也可以看到袁世凯帝制自为既有其历史的必然 ,更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发酵、促进的作用。     

虚幻的有效性——洪宪帝制终结的政治思考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试图借用帝制权威的传统合法性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以求政权稳定和延续的体制选择。这一体制选择由于突破了近代社会“合法性”的限度,完全丧失了构建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和能力,因而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同样成了袁世凯帝制政权终结的催命符。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恩怨

黎元洪与同盟会毫无渊源,对年轻气盛的革命党人耿耿于怀,于是,就和袁世凯合作,与革命派对抗,对袁的支持甚大。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与黎又产生了分歧,总体上,仍然恩大于怨。     

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威尔逊政府为维护和扩大美国在华利益,放弃其对外传播美国式民主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无视中国民主运动向前发展的趋势,支持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政策。帝制运动失败后,威尔逊政府又未能正确地总结其政策失误原因,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不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力量,转而注重协调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可见在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时,美国要求其他地区、国家接受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外交政策就需让位于现实利益的局限性。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帝制的根本法则

民本思想是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主要事实有:儒家经典具有"国家宪章"属性;君主制度与君权以"天立君为民"作为本原性依据;政治程式多以民本思想命题为理论依据;礼乐制度通常用"以民为本"作为饰词;"设官为民"是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通晓民本思想是取士选官的标准之一;帝王、储君教育制度以民本思想为重要内容等。     

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

在辛亥革命和民初之时,尤其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古代汉族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国粹”,得到整个主流话语的赞颂。在辛亥革命前后,要求自由与宪政的呼吁被视为与重建汉族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的事实。反映在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延伸的服装观念上,重新恢复古代“汉衣冠”的运动与建立自由宪政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民初帝制事件的发生,古代传统与宪政实践开始分离,包括了“汉衣冠”在内的所有传统符号,都被视为建设现代政体的负面遗产,重建“汉衣冠”的自发运动最终随着新文化批判的出现而销声匿迹。     

政治仪式：对帝制中国政治的解读

在帝制中国时代,政治仪式承担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生成、再造、反复确认、强化的基本性任务,从而达成维持现存权力关系、整合社会的目的。仪式的反复演练与儒家的礼治精神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相辅相成、共融再生的关系。     

辩证矛盾观与亚里士多德矛盾观的关系

＂矛盾＂一词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中的＂逻辑矛盾＂的含义,而且也包含辩证哲学的＂对立统一＂的含义,即辩证矛盾。辩证矛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矛盾在矛盾双方的关系、矛盾的界限问题、矛盾与运动的关系和表述角度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也有实质性的联系：拒斥和清除逻辑矛盾是进行辩证思维的必要前提,准确把握逻辑矛盾律是正确把握辩证矛盾的先决条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辩证思维方式对立,但形式逻辑思维法非但不与之对立,反倒是真正进行辩证思维不可违逆和必须遵循的。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也是近年来史学界试图重新进行评价的热门历史人物之一。随着对袁世凯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围绕袁世凯的功过是非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打破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时惯用的人为格式化,对袁世凯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评价,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但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在评价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当客观公正地将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考察。     

袁世凯与景廷宾起义

袁世凯与崑冈等人的争论,仍是义和团时期清流派与洋务派争论的继续,崑冈等尊崇儒家学说,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不是离经叛道,仍然坚持尊王攘夷,杀洋人,杀教民。袁世凯等反对杀无辜洋人、教民,主张严刑峻法,坚决镇压以遏乱萌,杜外国兴兵借口。     

论民初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均表现出两面性特点。袁世凯利用地方实力派的依附与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地方实力派壮大而经常限制他们的发展。地方实力派则始终将袁世凯作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当袁势力强大统治稳定时,他们竭力奉承与巴结袁,当袁之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纷纷反袁。袁世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与潜在的不稳定性是与地方势力派的依附与反对密切相关的。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人物,袁世凯得以经过洹上三年的隐居生活东山再起,并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出任民国大总统,此中因由,就外部而论,主要来自于北洋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西方列强及部分革命派分子的支持,以及满汉矛盾尖锐复杂这一有利的政治局面;就内部而论,主要是基于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他喜好结交、仗义疏财,广结姻亲,且政绩突出:编练新军、重视教育、兴办实业、禁毒禁赌等。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而是权利搏弈中的实力体现。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     

段玉裁校勘实践中的辩证思维观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也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其对《说文》的校勘集中体现在《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中,两书的校勘方法虽有不同,但都有哲学辩证思维的成功运用。梳理段氏在《说文》校勘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有助于理解《说文解字注》哲学辩证思维在校勘学中运用之得与失,以便全面准确评价段氏在《说文》学研究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