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的嬗变与超越——舒婷与翟永明的诗歌比较论

舒婷和翟永明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二人的诗歌创作对女性主体的不同阐发,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体的嬗变轨迹和特征。舒婷的作品凸显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翟永明则进一步深化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而女性主体在经历了必不可少的凸显与深化后,必将走向超越:以双性主体间性取代单纯的女性主体视角。     

殊途同归的旅程——翟永明、伊蕾的女性诗歌浅析

翟永明和伊蕾是新时期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她们的女性诗歌尝试了不同的途径,显示了各自不同的努力,却在在女性意识的确立和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同上殊途同归,是女性主义诗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两种爱”的碰撞：《呼啸山庄》中的恋情评析

《呼啸山庄》讲述了两代人“两种爱”——“原始爱”和“文明爱”在不断碰撞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这一悲一喜的结局。透过他们的恋情,使得我们不仅看清了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黑暗,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生命激情。     

“向死而爱”： 普拉斯爱情诗的解构主义特征与死亡意识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从复杂的象征体系与死亡审美的交汇场域形塑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爱情编码方式。其爱情诗一方面暗扣了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理论,指涉出爱情与死亡的互渗关系,另一方面又内化了解构主义思想,通过一系列多元性的爱情隐喻的能指重新定位两性关系,从诗歌文本内部发动反男权、反压迫的“政变”,进而生成了一个延异、多义、爱与死交错杂糅的“诡爱空间”。通过剖析普拉斯爱情诗中表露出的消解男性霸权、生死对立等一系列的解构主义文本特征,可以进一步揭示普拉斯诗歌蕴含的诗学意义、审美取向和内在价值。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论新时期女性诗歌意识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新一代女性诗人翟永明针锋相对地提出黑夜意识加以颠覆。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爱与理想的救赎——解读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通过对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的文本解读,分析渗透在舒婷诗歌中的基督教文化精神及其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对以往舒婷诗歌研究中被忽略的宗教文化精神进行深入挖掘,探索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存在意义。     

重读《伤逝》:以“爱”为中心

《伤逝》虽然普遍被视为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但真正从本体意义上的爱的角度来讨论的却几乎没有。《伤逝》表面上以一对现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为框架,却不止于男女间的爱情探讨,它最终面对的是超越性和救赎性的爱之缺失这一终极性难题,凸显出鲁迅文学中隐含的宗教性维度。     

西部地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管理改进模式——以云南“爱生学校的学校管理”为例

改进中小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的管理,促进县区基础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是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生学校的学校管理项目在西部地区中小学学校进行的管理改进策略探索,克服了中小学学校管理中以学生中心知行不一以及缺乏整体改进两个突出问题,其成效具体体现在:从儿童视角审视、反思和改进学校工作;将以学生为中心理念进行系统化和具体化表述;以学生为中心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以爱生学校标准为导向对学校管理改进进行持续监测与评估;在专家指导下和推动学生参与上建立多元参与的学校管理自主改进机制。这些经验对该项目在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推广,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汉学界在中国经典解读中的“见”与“未见”——以爱莲心的《庄子》研究为例

汉学界的中国经典解读值得关注,以爱莲心为例,他的《庄子》解读迥异于中国传统学者,而之所以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他“先在的”、独特的西方立场及其所回应的特殊的问题.爱莲心在《庄子》解读中所灵活运用的逻辑的、分析的以及神话学的、语言学的方法,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经典的解读,使其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但另一方面,爱莲心对《庄子》的研究也存在很多误读,西方方法论不加反省的应用,往往造成对中国经典意义的束缚和限定,因而免不了“方法论殖民”的质疑.因西方立场的限定而导致的隔阂,使中西方文化的切实交流和有效地互相借鉴还远未充分实现.     

论舒婷诗中的延宕心理——以1966年至1979年的创作为主

舒婷从1966年到1979年的创作呈现了浓厚的延宕心理,并从情感本位的立场出发表现了否定之否定精神,摇摆不定的精神两难还通过句式和环形结构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蜕变中叩问谜底——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诗人翟永明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女性诗歌"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戏剧性、叙述性以及对诗歌经验的重视等,都体现了她对诗歌艺术的不懈探索,对自我的不断更新,通过对翟永明不同时期诗歌作品的细读与分析,理清翟永明诗歌艺术探索的内在理路、诗歌风格的变化。     

人鬼恋情题材的主旨分析——以唐传奇、《牡丹亭》、《聊斋志异》等为例

从魏晋至明清,笔记丛书、传奇、小说中就存在大量以人鬼恋情为原型的故事。以弗洛伊德对于鬼的认识和荣格的原型理论为视角,得出人鬼恋情是人的欲望的投射,主要表达了四类感情: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好色男人的惩戒;女性意识的觉醒;男人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深情长是暗相随--白石、梦窗情词比较

姜白石与吴梦窗是南宋词坛继辛弃疾之后的两位大家.他们创作的恋情词在整个情词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他们情词所表现出的气韵风貌、审美特征却大相径庭.     

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

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其术数思想中。薛凤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他批判中法,引进西法,并对术数理论基础及具体术数分支——择日术进行了中西会通。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薛凤祚的会通是不彻底的。     

大众传媒与学术转向——以张竞生为例

1923年因北大教授潭熙鸿续弦事件引发了《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问题的广泛讨论,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编辑孙伏园的运作,不仅使得这一事件成为窥视五四前后两代人婚恋观的极佳途径,更促使张竞生毅然将学术方向由哲学转为性学研究,并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开展广泛的风俗调查和个人性史的搜集工作。张竞生从学术方向到学术方法的转向都受益于中国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其性学研究的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大众传媒诞生初期的幼稚与不规范。     

“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主张,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失范而提出的救世方略,其宗旨是实现社会和谐。但儒、墨两家的和谐思想内涵和实质是不相同的。儒家以“仁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礼和谐”,是以“周礼”规范的有序和谐,不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墨家以“兼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义和谐”,是以“义”规范社会秩序的平等和谐,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相比而言,墨家的和谐思想更能贴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先秦古本《书》的流布已经较广。西汉伏生始传今文《书》二十八篇 ,逐渐形成欧阳氏与夏侯氏两个主干派别 ,并衍生诸多支脉 ,今文学达于极盛。东汉今文《书》由盛转衰 ,不再固守师法 ,而古文《书》学越来越多地为朝野所重视 ,地位趋于增高。马融、郑玄为杜林漆书作传作解 ,进一步促使古文《书》学显扬于世。两汉《书》学演化的主要意义在于 :一、今文二十八篇得以写定并传世 ;二、保存古《书》许多残文散句以及最早一批经注经解 ;三、《书》学的今、古文之辩和其他若干问题的论争均萌生于此时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融合——从舒芜、钱理群的研究看周作人传统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长期解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常发生融合现象,研究者主动去发现、照亮研究对象,同时又被所阐释的对象潜移默化,这个过程是意义的产生、流转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的形成、接续过程。本文以舒芜、钱理群的研究为个案,浅析周作人传统的生成与价值所在。     

大学生创业行为及对策的实证研究

在对青岛科技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出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社会实践素质、个人素质等因素。建议构建一个政府、高校、家庭和大学生自身全员参与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为今后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和创业教育提供有效的途径,为创业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