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干谒之风与唐代文学的新变

唐代文学的新变与当时盛行的文人干谒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文学昂扬进取的情感基调、文人群体的壮大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文体的全面繁荣，以及一代文学内部的文体文风变革、文学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无一不与唐代文人所依赖和热衷的干谒活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唐代文人的入仕途径

唐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具有打破贵族世袭，任用贤才，唯德是用的观念，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科举制度给唐代整个文人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程度及其对文人自身命运带来的影响都是十分重大的。唐代文人入仕的其他途径还有荐举、征辟、入幕等，当然，也有门荫入仕的文人。     

韩愈和三苏干谒书信辨异

干谒 ,是封建文人入仕的一个重要步骤 ,大部分的干谒活动是以书信为媒介的。不同历史时期科举、选官制度的不同 ,文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 ,会直接影响这些干谒书信的内容、风格 ,反映了作者不同的心态。考查唐代韩愈和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的干谒书信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对这些干谒书信的研究 ,为研究古文运动和古代文人心态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文人干谒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一面,当然也有诸多负面的影响。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而是始终以干谒者的切身利益为关注焦点,因此,为干谒而从事的文学创作就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而难以始终秉持艺术至上的原则。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的工具化倾向、文学的理性色彩和学术底蕴的薄弱三个方面。     

唐代文人执贽干谒现象研究

执贽谒见既是古代干谒请托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人谒见之礼的重要体现。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执贽与行卷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一对种属概念。执贽干谒的适用范围宽泛,其目的因主体身份的差异而不同。从儒家"士相见之礼"的传统层面理解,唐代文人执贽不仅是一种干谒手段,而且承载着儒家"礼"的文化精神,因此具有功利性和礼仪性的双重内涵。     

"干谒"与李白的人生政治悲剧

"干谒"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子为寻求入仕门径而向当朝达官显贵或有名望者呈送书信、进献诗文赋作,以求得他们赏识援引、擢拔重用的一种"多为人所笑弄"的不光彩的行为,虽说"干谒"之举不是始于唐代,然至盛唐却大为风行.那时相当一部分诗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就连大诗人李白亦未能幸免,这自然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和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就李白来说,他之所以走上"干谒"之路,除了受当时盛行的"干谒"之风影响外,也与他率性选择、盲目从俗的求仕心态有关.实践证明,"干谒"并未给李白带来功名富贵,而只能让他坐失从政良机.可以说,李白一生的政治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率性、盲目的"干谒"活动造成的.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孟浩然求仕新论

孟浩然终生都有着求仕的强烈愿望。他求仕的主要目的是忠明主,孝双亲,济苍生,求显赫以及留名于后世。他求仕所走过的主要途径有终南捷径求仕,科举求仕,干谒求仕,交友求仕和献诗求仕。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孟浩然终其一生也没能进入仕途。     

论纵横家思想对唐代文人的影响

从唐代社会的现实状况、统治者自身的需求以及当时普遍存在的干谒之风等方面分析可知,纵横家思想在唐代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纵横之术深入人心,融入到了社会生活之中;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结合文人们的经历和创作可以发现,很多文人都深受纵横家思想的影响。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与文学研究方法论纲

以干谒活动为中心来研究南宋文人群体,是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在方法论上属于文化学的研究范畴.系统研究南宋文人的干谒活动及其干谒心态,研究南宋士大夫在特定生活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对于认识和考察宋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历史面貌,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拓展宋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和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有一定的启示.笔者试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整体研究、分类研究、分段考察、比较研究、诗史互证、知人论世等研究方法,在南宋文人干谒与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力图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来还原南宋文学的总体特征.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从盛唐投献诗看士子的干谒心态

干谒行为在唐代公开而盛行,士子们为求得达官显贵的赏识、援引、擢拔、揄扬而投献诗文,表明汲汲进用,经世致用的抱负,从中呈现出多样的干谒心态,折射出人格的复杂性,这在其他朝代是少见的,值得我们分析。     

纵横术与唐人干谒之风——从李白《与韩荆州书》说起

通过阅读唐人著作可知,滥觞于战国时期的纵横之术,在唐代亦成为一种时之常态, 并为伺侯于权贵之门, 奔走于名利之途的士子们广泛运用于当时的干谒活动之中。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从唐传奇《枕中记》看唐代士人的意识与命运

从唐传奇《枕中记》卢生身上可以看出唐代士人积极进取意识，通过五种不同的形式走上仕途；第一，通过科举及第登上仕途；第二，通过到边塞建立军功扬名立万，获得显赫政治地位；第三，通过与贵族显达联姻而走进封建统治集团；第四，通过诗文干谒权贵得以被举荐：第五，通过隐逸生活，以退为进，以求受征诏为朝廷所用。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人生道路会一帆风顺，等待士人的不是政治上的迫害，就是面临贬谪，《枕中记》中卢生的坎坷经历恰好就是唐代士人的命运的普遍写照。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初盛唐干谒作品的精神内涵

初盛唐文人干谒成风,他们留下的大量干谒作品成为初盛唐文学的优秀组成部分。这些干谒作品大都一洗前朝同类作品卑缩阿谀的格调,处处流露出初盛唐特有的昂扬乐观的时代气象,而这正是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初盛唐干谒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济世救时的人生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平交王侯的姿态和傲视权贵的意气以及极度自信的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基调。其主要文学价值在于展现了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昂扬进取的精神内涵。     

从唐诗看唐代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得到了反映,包括科举制度.从唐诗中可以折射出唐代科举制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士人数少,受私人荐举的影响很大,科举及第不等于入仕,在选官制度中不占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