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的春秋公羊学藉例明礼的诠释特色

春秋公羊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诠释学。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基本诠释法则的"例",与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微言大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王运治学崇礼,治经与治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春秋学上,例以为文,礼以为本质,以例释礼,藉例明礼,例和礼合一,是王氏公羊学的基本特征。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王闿运研究述略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近年来对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生平和交游、学术思想、教育活动、以及史料的整理和挖掘方面都有很大进展;但就研究状况看,在对其某些领域的研究仍有展拓空间,有待深入。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同治四年以后,王闿运的思想较前期显得更为豁达.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出现了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的变化.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氏人格的体认一样,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相对应.     

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王闿运政治思想述论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王闿运政治思想缺乏研究.虽然王闿运在政治上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总的来说,王闿运植根于封建思想文化土壤,盲目地排斥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反对创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改革政治制度,反对民主革命,是封建保守派绅士的典型代表.     

文人画祖之我见

明代董其昌提出:“文人之画，自王右皿始。”仁’1 此后研究者基本皆以文人画始祖为唐朝王维之说以 嗣其响。王维确是一个文人画家，但早在几百年以 前，南朝宋时宗炳和王微已提出抒发情感和畅神的 文人画主张，所以称王维为文人画始祖有所不妥。 那么宗炳和王微是否如某些理论     

论汉代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汉代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包括对本宗族已逝祖先的崇拜和人类始祖神女娲伏羲的崇拜。祖先崇拜具有维护统一的巨大凝聚力,通过群体性的祭祀和崇拜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祖先崇拜也是维系族人关系和维护宗法关系的重要纽带。     

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辩经

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人修学的主要方式,起源于印度佛教的论义,完善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改革。西藏昌都强巴林寺是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保持着完整的辩经传承,其辩经的核心内容是“五部大论”,在特定规则的要求下展开“立宗辩”或“起坐对辩”。强巴林寺辩经具有鲜明特点,在寺院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僧人潜心修学、探究佛理、提高思辩能力,而且也是僧人考取学位、寺院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期道教的文字观和经典观

中国古代历来有神化典籍和文字的传统。早期道教的文字观和经典观主要体现在早期道教的“诵经”修道方法之中。正是通过“诵经”修道方法，早期道教把尊重和神化典籍和文字的传统推向了极至。     

从历史传奇到爱情神话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从唐至清 ,不断被人们所演绎 ,从杜甫的《丽人行》到洪升的《长生殿》 ,李杨故事渐渐脱离了它历史传奇的本来面目 ,向爱情神话的方向发展。本文力图以七夕故事作为原型意象对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理和李杨故事演变造成的影响出发 ,探究它们不断契合的过程中帝王妃子的情事转变成为具有现代平民性爱性质 ,令人同情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神话的过程     

论元杂剧中的扫墓祭祖习俗

对父母祖先的祭祀并不随着埋葬和守制的完成而结束,扫墓便是丧葬礼仪活动的延续.从元杂剧可以看出,清明时节祭祖扫墓主要是为了追念祖先以尽岁时之敬,同时随着冰消雪化春暖花开有必要探视祖先坟墓,除草整树添土补坟,上供祭拜挂纸烧钱,纸马祭祀也很普遍.除清明上坟祭祖外,也有冬月上坟祭奠亡人、死者忌日致祭的习俗,还有以"血食"、"神羊"祭祀鬼神之俗.这说明中国人以孝道为中心的血亲观念通过扫墓活动深深地内化为一代代中国人的道德意识、行为和习惯,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事死如事生".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关于“诗经”经化史的考察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 ,与“楚辞”、“汉乐府”、“唐诗”等相比较 ,“诗经”这个概念显然是独特的。前者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相关的诗歌数量的集合 ,而后者则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 ,诗文即是经文。值得深思的是 ,这些无论从创作者到创作动机 ,从风格到主题都不存在完整的内在统一性关联的三百多篇诗文是怎样被我们的文化所“经化” ,然后又反过来影响和规定我们的文化的呢 ?这个现象事关中国文学在最初阶段是如何被我们的文化所接受和解读的重要问题 ,而这个问题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建立 ,与中国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等皆具有重大关系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

朝鲜汉诗中的民族传说始祖檀君是朝鲜社会政治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文学、历史意义。诗人们认定檀君的存在,认为他是朝鲜的国家始祖。檀君朝鲜在区域上是自立的,在时间上与唐尧并存,并对檀君降世、建国情节进行了展开描述。而且,18世纪的朝鲜汉诗还关注檀君世系,并注重扶娄朝夏这一细节,强调民族国家的自立完整以及与中华文化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