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与金庸的“无招胜有招”

作为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之"终结者"角色对于解读金庸具有特殊的阐释意义.此书不仅仅是金庸创作生涯的"封刀"之作,而且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反武侠的特色,金庸自己在书的后记中也称<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论者多有许此书为西班牙之<堂·吉诃德>,认为其恰如<堂·吉诃德>终结骑士小说一样,有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终结意义.本文初步讨论金庸的武侠文学创作最终走上"反武侠"道路的历程,勾勒金庸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简单描述"武功"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演变,为解读<鹿鼎记>和金庸提供有益的参考.     

从韦小宝说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封刀”之作,这是一部与传统武侠小说根本不同的反武侠小说。传统武侠小说是以塑造武艺高强的武侠为中心的,他们行侠仗义、解危扶困、铲尽天下不平事。这些作品突出正邪之争,宏扬正义,鞭挞邪恶,给生活于黑暗现实中的读者一个虚幻而又十分确定的希望。所以社会革命家说这些作品是民众的“精神鸦片”,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鹿鼎记》中是没有“武”、没有“情”的(金庸武侠小说也很注重写激烈的“情”,作为     

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

评论界对金庸的<鹿鼎记>及其主人公韦小宝的评价存在不少分歧,这从侧面说明了此部作品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价值.本文认为,金庸在<鹿鼎记>中通过对韦小宝这一形象的塑造,首先解构了血缘师门对于武侠小说主人公的神圣性,但更加有力地建构了侠义精神的影响;其次解构了武侠小说主人公固有的行动驱动力的崇高感,但建构了真情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具有人文理想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在解构中建构,韦小宝这一形象是他努力拓展武侠小说传达思想认识空间、实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瓶中之舟”

据说,香港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英文翻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认为翻译《鹿鼎记》比翻译《红楼梦》困难。在比较两者的时候,他说：《红楼梦》具有全球性,前者却“植根于中国传统”。     

无赖的灭亡与复活——对“韦小宝性格”的人文解读

在金庸的武侠叙事中,<鹿鼎记>这部奇书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部通俗喜剧对中国文化基因中一些正反同体的价值元素的深刻揭示,使之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小说.它不仅是金庸的里程碑之作,也显示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通过与鲁迅笔下的阿Q和莎士比亚塑造的"福斯塔夫性格"等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人物的文化内涵.     

再论金庸"反武侠":终结还是开端

金庸小说的“反武侠”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在武侠小说中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型:一是以“人性”在武侠小说情节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武侠本位”向“小说本位”的转型;二是以“自由”在武侠小说观念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型。这两个转型使武侠小说超越单一文类而获得多重文本指涉。因此可以说,金庸小说既是一个旧武侠时代的终结,更是另一个新武侠时代的开端。     

金庸小说与《周易》

金庸小说不仅有精彩的武功描写 ,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周易》的影响密不可分 ,这种影响表现在武功描写、人物设计和理想追求三个方面。正是由于金庸将《周易》学说融入到他武侠世界的武功、生活和理想之中 ,融入到对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生、社会与文化、英雄与人格等的思考之中 ,因此 ,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英雄”末路：财富之余的思考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乱世出英雄”。时下如日中天的《英雄》就出在思想的“乱世”。《英雄》是一种草莽思想,它带给我们的启蒙使我们沉重、郁闷……因为《英雄》中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提心吊胆。我们不希望一个人的专制和残暴,同时也要谨防多数人的非理性无知冲动。毕竟,一个充满杀机、暗杀、暴力、武侠的国家和社会不是我们最佳的选择。“包打天下”的英雄情结也不是我们民族意识中最为匮乏的精神资源。     

侠情与武功:金庸武侠小说的创新性集大成——《书剑恩仇录》与《卧虎藏龙》的比较研究

金庸的发硎之作《书剑恩仇录》与王度庐的名著《卧虎藏龙》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研究金庸小说从民国武侠入手更具学理性。王度庐的侠情皆走向"悲",而金庸的侠情以"喜"为主,更符合类型小说和大众文学的创作规律。而在武功描写上,金庸则以武功的多样化、打斗的具象和过程化、武打场景的结构化三方面大大超越了王度庐,他的创新性集大成使其成为武侠世界的主流。     

抵抗、继承与超越——评韩云波的《“后金庸”武侠》

正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武侠文学研究专家韩云波的新著《"后金庸"武侠》,对上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武侠文学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分析,是中国现代武侠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具体而言,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特色鲜明:一是采用了新颖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后金庸"概念提供了中国现代武侠分期的逻辑视角,可与目前主流的时空分期形成互补,以呈现武侠文学类型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进程,该著以金庸时代的终结为起点,以对金庸小说进行继承或抵抗而形成的"后金庸"作家及作品为对象,采用发生学的视角和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照法来考察"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内在机理。通过对港台与大陆武侠作家的创作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三种方式:首先是致力于颠覆和抵抗金     

评金庸的“新武侠小说”

近十年来,金庸先生“新武侠小说”由香港介绍入内地,每部印行动辄十万册。《射雕英雄传》电视剧在全国放映后,《书剑恩仇录》还被拍成电影。不少青年中,目前仍有着“金庸热”。下面,笔者愿就此写点看法,希望有益于众多的读者。 一、金庸的武侠观与创作旨趣     

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特征及其文化价值

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领域中,堪与香港的金庸比肩的,是台湾的古龙.在量上后者超过了前者.古龙曾自称在25年中写了两千余万字,被改编成两百多部武侠电影.其拥有的读者、观众群也不亚于金庸.据称用他的小说改编的港剧《楚留香》在台播映期间,掀起武侠连续剧最高潮,创造了电视收视率的新纪录,影响所及,几达颠倒众生的地步. 在不少人心目中,武侠小说可供消遣而难登大雅之堂.然而近年还是不断引起一些严肃学者的关注.1987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学术层次较高的首届“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即是一例,而《文艺报》也于1988年载文评价大陆近年来的武侠小说创作.有学者指出:文学作     

论二十世纪的文化精神与金庸的身份辨认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把金庸排除在与二十世纪新的人文精神的联系之外。但在金庸身上还存在着一种情感立场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对立 ,二者在其小说中体现为一组建构和解构的矛盾。站在传统文化本位上的情感立场 ,促使金庸总想从传统中建构出一种理想英雄 ;可现代理性精神又一次次地把这种建构的努力打得粉碎。其内在矛盾客观上也限制了金庸小说所达到的现代理性高度     

论《三侠五义》中的女侠形象的弱化

《三侠五义》是我国广受读者喜爱的近代侠义小说,其中塑造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英雄侠士,但在《三侠五义》这个以男性侠士形象为主导的武侠世界中,女性侠士形象的光辉被其他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经典男性形象所掩盖,女性侠士形象在男性主导的武侠世界中被弱化,而这些女性侠士形象的弱化有其深层原因。     

标出翻转与武侠小说文体的颠覆:从《鹿鼎记》到《城邦暴力团》

被现实常态文化标出的盗,正是武侠小说文体要展示的江湖美学。金庸《鹿鼎记》与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分别从盗之美学的两个维度的标出项异位——侠之观念和江湖幻想,展开了武侠小说文体的主题性颠覆以至文类性颠覆。而武侠小说标出项异位所引发的形式否定,最终指向了其自身意义的构筑方式。     

用解构视角重读《笑傲江湖》

借鉴解构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对新武侠宗师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解构分析,颠覆了以往金庸小说研究中对其小说结构和主题的理解,认为：从结构上而言,以往批评所认为的小说中“江湖”和“庙堂”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不成立;从主旨上而言,作者自己所阐释的小说主旨和批评界对这部小说主旨的传统认识也未处在小说意义的中心地位;而散布在小说意义边缘的细节,则颠覆了传统观点中几组重要的二元对立概念.     

一幅北宋王朝的末世图——论金本《水浒》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水浒》(金本,以下同)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梁山泊好汉的英雄谱,而且是一幅幅北宋王朝的末世图。施耐庵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乃至封建制度揭露和批判的大胆、直率、有力、全面、至微,在古典小说中可以说是无与类比的,上至朝廷权臣,下至贪官猾吏,政治制度,民风世俗,无一不受到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本文拟以管见所及排列以发作者之大义。     

“颓废”的末路英雄——于斯曼《逆流》主人公形象辨析

于斯曼的长篇小说《逆流》(又译《逆天》)被称为19世纪末颓废派文学的"圣经"。其主人公德泽森特是一个被好奇心驱使着的反自然的现代人、一个唯美的感官主义者、一个清醒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化精英。这几种身份特质,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个在世俗生存中丧失行动欲望、崇尚精神性体验而非生理性欲求的现代语境中的"颓废英雄"。     

乱世哀歌谁为悲──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张爱玲对《红楼梦》精神内核的继承,也是其创作的灵魂所在。传统小说悲剧艺术的现代性演进是张爱玲创造的现代文坛“传奇”之谜。张爱玲与《红楼梦》创作精神的核心都是以人性为突破点写人生悲剧,张爱玲借鉴了古典悲剧中物欲的诱惑使人性沉沦的立足点,将封建余孽与“现代文明”相杂读,使人性特点更主体丰富;同时张爱玲继承《红楼梦》中的人生情理冲突悲剧并进行了重新锻造,将情理打成一片,表达对人性脆弱的洞悉。世俗关怀是张爱玲对《红楼梦》古典主义情怀的继承。两者都杂揉着矛盾与困惑,既枕着依恋凡人俗世,又清醒意识生命悲剧,将悲剧意识沉潜于困阁婚恋、世俗真实之中。《红楼梦》立足于感性世界,指向虚无色空,张爱玲则回归于世俗真实,寻求对抗乱世悲凉的寄托。     

《权力的游戏》的结局隐喻——从原型批评到神话重述

比较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归纳的英雄冒险模式被好莱坞编剧们当作英雄叙事的蓝本,但是单一化的运用使得这个原型模式的重现逐渐僵化。通过对《权力的游戏》主人公雪诺的英雄旅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英雄未回归”结局,不仅是英雄对世俗世界的抛弃,更是编剧对文化工业中艺术作品单调性的一次挑战。编剧给英雄设置的伦理困境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现。该剧的结局将好莱坞长期遮蔽的英雄拒绝回归模式展现出来,却引发了网友的不满,由此可看出模式化的套用导致大众审美接受的单调性。然而,神话原型重述与运用的关键是发挥神话原型真正的力量,以提供人们解决心灵困扰和进行自我对话的途径,这要求重述者真正理解原型的脉络与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