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检验

文章深入探讨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内在机理,以是否建立省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和三重差分方法识别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提高,包括对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均有显著正向效应,并且这一结论经过PSM-DID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政府建设对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效应有显著的时间动态性和空间异质性,表现为政策效应大小呈逐年递增趋势,以及对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对制度环境较好或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佳;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优化法治化环境两个方面,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最重要的机制。     

科技创新、政府干预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解决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分析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分析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但科技创新对区域资源环境系统的促进作用比对区域经济系统更大,对区域生活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科技创新对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规律。政府干预对科技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存在双门槛效应。为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应正确认识政府干预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作用。     

政府人才政策、区域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基于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政府人才政策、区域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的内在关系。结果发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效应,而且评价、激励类政策工具比引进、培养类政策工具更能全面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基于区域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当区域制度环境指数突破一定值后,人才政策会更显著、更大力度地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引进、培养类政策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东部地区显著;评价、激励类政策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中东部地区显著。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科技中介组织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一、区域创新与科技中介组织的内在联系(一)区域创新体系的主体要素区域创新体系是自1987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国家创新体系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个新的创新体系。它的主体要素(包括区域内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     

弱势创新区域的决定要素

区域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金融的网络层面,即创新的网络互动能力,在创新资源一定情况下,创新网络是积极有效的,它会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个层面是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网络的高效运作终究是要为企业服务的,提升创新能力的主体是企业,只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加强,才能够使产业更富有竞争力,也才能提升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创新环境和开放程度对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研究

文章引入创新环境和开放程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区域科技创新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文章运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除外)2012年的区域创新的相关数据,采用层级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加与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的提高是显著正相关;区域科技创新环境和对外开发程度与科技创新产出具有正相关关系;同时创新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科技创新投入与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显著,但是东中西部呈现出不均衡的调节效应。     

环境不确定性、盈余管理与创新投入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应计、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强度,并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投入的作用路径。此外,引入政府补助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投入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强化了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激发了更多盈余管理行为,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的激发作用更大;真实盈余管理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助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并且政府补助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缓冲效果也只是在大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显著。     

绿色创新绩效区域集聚效应与空间异质性研究

文章以绿色创新为视角构建非径向DEA-RAM模型,将综合污染指数和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引入绿色创新绩效评价体系,增强评价结果的可靠性.通过Moran's Ⅰ指数计算与散点图分析验证了空间集聚效应与异质性的存在,为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引入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2005-2014年30省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的差异化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人才聚集水平、区域开放程度、环境管制强度与政府角色的不同是造成空间异质性的重要原因.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中国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由区域知识创新能力、区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区域创新环境与潜力三个要素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建立了地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利用中国2006年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数据进行实证得到了以下结论:影响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大小因素依次为知识创新能力因子、经济投入因子、技术创新因子、创新潜力因子和创新环境因子;北京、广东、上海、天津区域创新能力较强,但不同地区在创新能力和经济投入等各方面的突出表现不完全一致.进一步,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一些对策措施.     

湖北省制造业创新发展战略

一、产业创新发展战略的内涵与战略体系 随着产业的全球竞争和科技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产品寿命周期日益缩短、产业发展面临着日益强烈的竞争环境,创新成为产业克敌制胜的根本手段.但是,创新活动的原创性、投入巨大使得产业创新的风险日益增强.日本、韩国产业的腾飞,美国产业的复兴,证明了政府对产业创新活动的战略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对重要产业的战略管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区域科技人才创新环境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的2196名科技人才为研究样本,从管理体制、激励政策、科研支持环境、培训与学习环境、人才流动环境、创新文化环境等6个方面分析了科技人才对浙江省创新环境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职务、工作类别、单位类型与区位等因素对创新环境各个方面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科技人才对管理体制的评价最为满意,对激励政策与人才流动环境的满意度相对较低；性别、学历、工作年限、职务、人才类型、区位因素对创新环境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陕西创新指数研究

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对2005—2012年陕西省创新指数进行了初步测算,评价结果显示:陕西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高,陕西创新指数和创新环境、产出、成效指数均高于国家同期指数。在创新过程中的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的比重和R&D经费占GDP比重等指标的评价显示,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地方财政拨款投入。     

市场潜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机理研究

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从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三个维度构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7年的创新能力,发现区域创新格局呈东高西低的态势。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市场潜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潜能大的地区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和对临近地区的吸附效应,更容易形成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然而,政府干预和非市场性竞争因素会削弱市场潜能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积极作用,非市场性竞争对市场潜能提升创新能力的消极作用要强于政府干预的影响。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是充分释放市场潜能促进创新效应的关键。     

基于省级数据的区域科技创新政策评估

科技创新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实施了大量的政策。各地区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但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其效果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章建立了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利用2000年和2009年相关数据,针对全国的31个省级地区采用模糊数学理论和熵值法分别计算出指标的隶属度和权重,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效果进行定量评估。     

中国区域生态资本效率测算及创新环境的影响

科学测度中国区域生态资本效率的时空差异,明确创新环境各维度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机制,对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生态福利作为产出指标纳入生态资本效率的测度体系中,借助超效率SBM-DEA模型、变异系数和Malmquist指数对生态资本效率的时空差异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创新环境各维度对生态资本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生态资本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生态资本有效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下降趋势,技术进步是影响生态资本效率的重要因素。创新环境中的基础设施环境(互联网接入宽带端口数)对生态资本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制度环境(科技支出占财政预算百分比)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域创新与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时期,加速产业升级必须依靠创新驱动,而知识产权是重要支撑,三者密切相关。为厘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域创新及产业升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构建理论框架,并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研究模型。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在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产业升级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进而推动产业升级。着眼长远发展,各级政府应该重视从各个层面提高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更好发挥区域创新驱动地方产业升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