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一种社会思潮或观念的形成研究 ,只有和其主题词汇的流行与传播程度结合起来考察 ,才能更有说服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形态 ,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本文着重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基本形成 ,也即其主题词的出现、传播、内涵演变的有关历史 ,重在揭示立宪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与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 ,并彰显了有关人物的思想“贡献”。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经历了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的演化过程,“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相继成为表达“民族之统一”、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说法,而其最初形态即为与五族共和观念相适应的“五族一家”之说法,孙中山及之后的北洋政府文告都曾频频提及“五族一家”一词。南京国民政府仍会在某些涉及民族事务的文献中使用“五族一家”等提法,后来国民党当局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以“宗支关系”定位国内“族群”关系,较少提及“五族一家”;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并阐述了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思想。当时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内涵包括：各族都自认为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或“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中华民族”这一名号所包括的国内各族同属于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始祖”“人文初祖”的大家庭;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人常以“亲属关系”定位现实中的民族或族群关系,视其为血缘相通的宗支与亲如同胞的兄弟民族;各派政治人物、各个民族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华民国领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     

论文学人类学学术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实质上更是一种以历史主义（而非逻辑主义）为价值系统的学术史观。它直接继承着中国传统的历史主义、特别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来,同时又是对这一传统学术方式的超越。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与旧历史主义最注重材料的鉴别与使用不同,文学人类学更重视对于主体思维方式的批判;从价值观念的角度看,与旧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不同,文学人类学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客观的价值中立策略;从历史观念的角度看,旧历史主义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基于一种“文化利用”态度,而文学人类学则以对历史本身的还原为旨归。作为一种学术史观的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其唯物史观依据可以归结为“原始的存在如何决定了原始的意识”。     

“中华一体”论

研究北方民族政权史,首先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国是否长期以来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据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前天下一体”是指秦以前,“天下一体”是指秦、汉到隋、唐;“前中华一体”是指辽、宋、金,“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互相衔接的,后一阶段的诸因素发生在前一阶段之中,前一阶段的某些因素又残留到后一阶段之中。不管是“天下一体”,还是     

“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共同举办的“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 ,于 2 0 0 2年 1 2月 1 4日至 1 5日在南开大学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公私观念为主题举办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多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 4 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的学术专长分别属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与会学者对公私观念作了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提交的论文和发言涉及一批相关的课题 ,主要有中国公私观念的产生、确立及演变的历史过程 ,不同历史时期公私观念的特点 ,…     

天道人性显于语言——《圣经》与《论语》语言观的对比

语言的一些基本观念,如语言功能、语言符号所指、语言来源、语言和人的思维关系及人的语言能力等涉及语言学共相的问题,在《论语》与《圣经》中表述各有不同。两者皆认识到语言交际的约束性、规范性和语言“言难尽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但共识中又有不同。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可使人们从本体论上加深对人的存在价值及意义的认识,从其不同的语言观认识不同的民族精神和不同的世界观。     

巴金研究:现状与问题--李存光学术访谈录

巴金是我国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位现代文学大师。本访谈约请著名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先生,从六个方面对巴金研究的现状和突出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入的评析。这些问题,既涉及到诸如对巴金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巴金研究的资料、方法与学术机构设置等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更深入到诸如“家”文化现象与巴金的“国”“家”观,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随想录》的历史评价与巴金的人格,巴金作品语言的艺术性等巴金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和前瞻性。要言不烦,深入浅出,既不随波逐流,又不回避问题。对于推动当前的巴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文明互动中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

人们在从事历史活动的同时,会对人类历史的意义、规律,对人类各种文化体系的价值进行反思,而这种历史发展观与文化价值论又总是有机结合而构成一种统一的观念,即“历史文化观”。“历史文化观”是一种价值判断,各人群因其“社会存在”不同而互有差别,无所谓真伪高下。但是,这种观念对于人们的历史实践却有极大影响。     

“知止”三义与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知止”。“回到你自己”是“知止”的根本义。这涉及到今人所关注的“认同”问题:自我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从内容上讲,知止这一观念强调的是文明与自然的内在贯通。由此,知止的观念又展开为三重意义:回归自然、回向历史与成德知本。此三义辐辏于第二义而贯通为一体。其特点则表现为一个“复古”的历史精神。但“知止”并非故步自封,止步不前,而是要在“进”与“止”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协调的关系。“知止”观念从存在实现论意义上凸显了一种历史的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差异原则。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赫拉克利特“火”的现代解读

从赫拉克利特美学思想中“火”的观念来审视希腊文明中的人文精神，“火”的观念是主体理性思考的产物，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发展回归到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上；从马克思“关学和历史的”角度看“火”是审美创造意识的体现，“火”反映了赫拉克利特对人的生存目标和生存状况的审美创造思考。     

中华文明史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深远影响

百年考古表明,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长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八个农牧文化区内同时起源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近一千年长时段里,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到五帝时代晚期,出现了周边文化向中原文化区汇聚的新现象。到夏商周早期文明近二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巩固了“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观”“中国观”“天下观”等重要哲学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既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具体展现,也是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史家历史思维结构解析

作为特殊的思维主体,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个体角度看,史家历史思维系统内在心理因素具有三个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每一层次在史家历史思维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形成史家独具个性的历史思维图式。从社会角度看,史家的历史思维并不是单纯的个体思维,而是受历史、社会、阶级、学派等多重因素制约,具有明显的群体社会化特征。从思维序列看,历史理解、历史判断和文本表达构成了史家历史思维递进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史家历史思维能力与结果即贯穿在这一过程中。     

特纳的边疆学说及其对我国沿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启示

特纳的边疆学说改变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欧洲起源观,转而从美国西部边疆的拓殖中寻找美国特性的根源。特纳对边疆、地域和地区的研究建立了地理和历史关系的新范式。这种范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战略观念不同,不应不加区别地直接套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关注“中心—外围”和“缓冲地带”观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边地区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和实践进行指导。     

论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正义”观念是古希腊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古希腊的“正义”女神就是人们手中掌握的丈量土地的二脚规,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公平原则的追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尤其是种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古希腊的正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其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人住、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比较成熟而庞杂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就是在对古希腊传统的正义观念进行总结、继承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而系统提出的,并使之成为其整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把古希腊的传统“正义”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初探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境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既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形式的体现.二者的结合点,可从人道观、自然观、群体观、实践观、价值观、政治意识、道德观念、经济观念、教育思想、社会理念、国际学说等方面寻找.     

南宋诗学的“尚味”阐释观念

“尚味”的阐释观念是在南宋诗人学习“晚唐风味”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然而对“诗味”的提倡却不能仅从学习晚唐的这一表面现象进行解读.在“尚味”这一阐释观念影响下,诗歌创作和观赏、品读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学家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兴”、“活处观诗”、“涵泳”等对诗歌创作和品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基因”形成论

要重新认识“重男轻女”生育观笔者把“养儿防老”、“(认儿子)传宗接代”、“为了(男)劳动力”等看重生儿子的观念在此合称为“重男轻女”生育观。“重男轻女”生育观是我们时下计划生育工作极大的思想障碍。过去学术界对“重男轻女”生育观多用经济目光去看待,所以过去解决“重男轻女”生育观问题总是局限于用经济措施,如建福利院收养老人,对农民也尝试退休制度,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等用以对付“养儿防老”观念。对“为了(男)劳动力”观念,则实行让步政策——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以照顾其实际困难。对“传宗接代”观念更是只能靠那空洞的说教。说到底,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下,我们制定的转变“重男轻女”生育观的对策是残缺不全的。面对控制人口的急切需要,笔者通过对这个问题的长久思索,认为要重新认识“重男轻女”生育观,以求得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一、“重男轻女”现象是“父系制”的产物,“重男轻女”生育观只是社会“重男轻女”现实在人们观念     

爱国主义情怀的脉络流变、丰富内涵与实践进路

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中国人心中最深厚、最永恒、最质朴的精神情感,包含对国家、民族、人民的真情关切、责任担当和愿景追求。爱国主义情怀从古至今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的“爱家”意识,到后来发展为从“爱家”到“爱国”的“家国一体”观念,再到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中国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其间经历了“家”“邦”“国”观念的交融与嬗变。系统论视域下,爱国主义情怀拥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中国传统爱国统一精神的基因,爱家与爱国相统一的价值理念,爱国、统一、奋斗主旋律的精神内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爱国主义情怀,应树立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观念认识,在正确认识指导下涵养民族与世界相通的价值立场,进而将中华优秀传统爱国行为与现代理性爱国行为相结合开展行动。     

儒佛两家的生态观

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观。儒家生态观以“仁爱”观念为哲学基础,其基本特征是“万物一体论”和“人主论”,而佛家则以其“缘起论”为其哲学基础,建立了生态观,其基本特征是“整体论”和“无我论”。尽管儒、佛两家的生态观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闪光的生态智慧,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代人建立科学的生态观所必须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