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柳与佛老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如何看待,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崇信佛教”,“受佛教迷信毒害之深”,“终其一生没有解脱佛教对自己的精神束缚”,“客观上做了一种最愚妄、最落后的思想宣传的工具”1。另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不可能真正信佛。”2上述两种说法在笔者看来都和柳宗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矛盾。第一种说法与柳宗元写作《贞符并序》、《断刑论》、《非国语》、《天爵论》、《愈膏肓疾赋》、《祭吕衡州温文》、《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以及《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等…     

何满子

《何满子》是唐代一首十分著名、十分流行的歌曲.与这首歌有关的故事很多,许多书中都有记载,许多诗人也都有过吟咏.可是,这首歌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白居易有《何满子》诗说: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人叠,从头便是断肠声.题下还有注说:“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元稹也有《何满子歌》,开头云:     

高丽朝《十抄诗·夹注》所选刘禹锡诗校补

高丽朝佚名文士专选唐代七言律诗编成的《十抄诗》,首录“诗豪”刘禹锡之诗,独具慧眼。美中不足羼入白居易诗一首。名僧子山撰《夹注名贤十抄诗》（以下简称《夹注》）,勾稽中国经史子集,旁及佛、道典籍,对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多。然而,“徐侍郎中”,不删一衍文,便难辨侍郎、郎中之官职。于“吴季重书”,“书”前不补“答东阿王”之夺文,便难于理解文义。《夹注》频引《文选》诗文,然节略过甚,如“辟,召也”。三字,要在十数万字中复查,谈何容易,幸赖有多种“津梁”在。     

李白饮酒诗文化意蕴诠析

“饮 ,诗人之通趣矣。”1唐代诗人中嗜酒者大有人在 ,其中不乏以酒为号者。初唐诗人王绩自号斗酒学士 ,盛唐诗人元结自号酒民 ,中唐诗人白居易号醉尹、醉司马、醉傅和醉吟先生 ,晚唐诗人皮日休则自号醉士。不过 ,其中饮酒最为出名的当数酒仙李白。李白之嗜酒与豪饮世罕其比。他有知己时“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饮》) ;朋友不在时则“独酌劝孤影”(《独酌》) ;高兴时“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忧愁时“涤荡千古愁 ,流连百壶饮”(《友人会宿》) ;酒瘾发作时恨不得江水变为美酒 :“遥看汉水…     

陶渊明对白居易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一位生前文名不彰,但对后世影响却十分巨大的人物。在唐代,很难找到完全未受陶渊明影响的著名诗人。就笔者视野所及,在唐代诗人中受陶渊明影响最深最大者,当首推白居易。陶氏对白氏之影响几乎遍及其思想、性格以及诗辞歌赋的创作等一切领域。白居易对陶渊明的追摹学习,既积极主动,又卓有成效。慕陶遗荣利白居易对陶渊明的追摹学习,首先表现在对其“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思想的景仰上。众所周知,陶渊明因“不能为五十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宋书．陶潜传》）而去职归田的傲骨被历代抱贞守节的知识分…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老子“道”的两重性及其它

老子“道”的两重性及其它田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写过这样的一首七言绝句来向老子提出疑问：“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北宋理学家程频也曾指出：老子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如冰炭不相容一样。近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老...     

是“浊上变去”还是“上去通押”——与池曦朝、张传曾二同志商榷

<正> 《切韵》《广韵》中的全浊上声字,后来在北方话里一般都变为去声,这是大家早已公认的事实。音韵学家把这一变化称之为“浊上变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中,有不少全浊上声字与去声字押韵,这也是不少人已经看到的事实。从《中原音韵》看,“浊上变去”在北方官话中,至迟在十三四世纪已经完成。那么这一演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白居易诗歌中全浊上声与去声相押,是否就能证明当时“浊上变去”已在变化之中呢?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

令狐楚(766—837),字壳士,太原人,唐贞元七年(791)进士,宪宗时官至宰相,后又节度天平、河东诸镇,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人白居易尝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目之为“今日文章主”,而《旧唐书·元稹传》则更称之为“一代文宗”,由此可见其当时文坛之地位。那么他倒底曾有过哪些诗、文创作呢? 综括《新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唐以后诸家公私书目的记载,令狐楚诗文创作的结集(包括与他人唱酬的合集)总共     

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与风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那众多的诗篇中,最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作品,当推讽谕诗了,即《秦中吟》五言古体十首和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五十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讽谕诗.可见,诗人自己也是十分重视这部分作品的.     

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与茅盾同志商榷

《收获》复刊号上,茅盾同志的《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一文中,曾提到唐代诗人韦应物,并对他的卒年发生疑问。两《唐书》都不为韦应物立传,使千载以下对这位诗人究竟卒于何年都成为疑案,正如杜甫诗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确实是一桩憾事。清纪昀号称博学,乾隆修《四库全书》,他做总纂,校订整理,每书都作《提要》,为乾嘉以后学者所称道,今人整理古籍,也常把他所写的《提要》冠于卷首。其实他缺少实事求是的学风,往往连原书都没有细看就写《提要》,以致常常造成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他在《四库提要》集部四十六提到韦应物时,竟说“宋姚宽《西溪丛语》载吴兴沈作喆为作补传”,硬把《寓简》作者沈作喆(明远)代韦应物作的补传拉进姚宽的《西溪丛语》里去。事实是:沈     

李白墓地正误

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病死于从叔李阳冰的官邸,其基地在安徽省当涂县青山,史籍有记载。然而,直到现在,对李白基地所在,仍有误指。唐至清代的诗文中,把太白墓写在采石的是很多的。比如白居易就在《李白墓》诗中指出:“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皮日休也说:“玉垒李太白……埋骨采石圹。”玉垒指川西北的玉垒山,     

陈村翠微寺和徽州寺观

唐代大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诗形象地写出了宋齐梁陈到隋唐时江南佛教繁盛的景况。再度复兴的黄山区焦村镇陈村翠微寺，其初佛事的兴起就在唐代。     

唐代前期的屯田

唐代前期屯田在唐代屯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探讨。 (一) 探讨唐代前期屯田,首先要弄清两个问题。 一、在有关唐代屯田的记载中,有“屯田”和“营田”两种称谓。很多学者都认为屯田不同于营田。我认为屯田和营田在唐代尤其在唐代前期指的是同一件事。如《新唐书·食货志》所讲的:“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显然来自《白氏长庆集·策林》记白居易上策:“夫欲分兵权,存戎备,助军食,则在乎复府兵,置屯田而已。……太宗既定天下……于是当要冲以     

白居易“补察时政”说的评价问题──兼为“政教中心论”一辩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论家，是唐代诗坛倡导新乐府运动和“政教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创作纲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的目的则是“补察时政”，即有助于皇帝了解政治的得失，从而对国计民生有所改善。这个“补察时政”说旗帜鲜明，言简意赅，比“为时”、“为事”更精确地道出了其“政教中心论”的实质。对白居易有关“补察时政”的诗论和诗作，在建国后的众多论著中都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近年来却出现了异议，有些论者甚至提出…     

刘禹锡七绝论评

作为唐代一个有影响、有杰出成就的诗人,刘禹锡的诗歌成就也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尽管他的七律《西塞山怀古》当时就已压倒元稹、白居易,被后人誉为“中唐时之《秋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句也曾使白居易赞叹不已,以为“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持”然而,最能显示他的诗歌位置的,似乎还是他的七言绝句。李攀龙、翁方纲等对他的诗歌成就评价并不高,王夫之对他参与“水贞革新”的行为也不满,但对他的七绝成就却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当我们在估价他整个诗歌成就的时候,不能不对他的七绝成就作一番评价。     

世谛文字中的华严楼阁——论苏轼文与《华严经》之关系

关于苏轼文与《华严经》之间的关系，钱谦益提出的“苏文有得于《华严》”说关注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即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这类看似与佛教绝无关涉的史体文在文章形式上与《华严经》的相似性。他因此十分推崇苏轼此类文字，其同乡后学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认为此类文字乃苏轼“大文章”。但在传统评价中，苏轼长于策论而短于叙事。钱谦益的观点与苏文的传统评价产生了分歧，因而并未被时论所接受，他效法苏文而作的碑传文也颇受后人诟病。     

论《说文》中词义的系统性

本文结合先秦的“六艺群书”,探讨了《说文》中词义的系统性问题,认为《说文》中的词义系统实际上就是先秦“六艺群书”中的词义系统。与此同时,本文还阐发了《说文》中“隐性”的说解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