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三阶段"

齐泽克基于"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对意识形态这一历史性概念做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或者三种形态,即"自在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自在的意识形态是作为观念复合物的存在形式;自为的意识形态是作为仪式等物质形态的存在形式,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意识形态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即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无意识层面的"幻象"存在形式.他试图说明:意识形态的定义就在于我们认为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恰恰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悖论性.     

禅宗"直观本质"的哲学意蕴

哲学从生活中提炼出来后远离了生活,但这种哲学又要回到其起源的地方,世俗生活都曾有过对自身的反思.我们在禅宗的"直观"方法中发现一种古老和根本的消解自身以还原本质的方法,这种直观不是概念或经验的,而是人在清净自是中呈现,在自身之中的回转以回到自身的清白.这种"看"的方法让呈现和呈现者以及所现之事回归其本来自在的纯粹面貌,人在普遍的呈现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这是真正的本质直观.     

《法哲学原理》中劳动的政治哲学内涵研究

劳动与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活动,在古希腊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在近代呈现融合趋势。黑格尔从哲学上论证了劳动在现代社会与实践的融合,它是通过两个方向实现的。一是劳动本身具有政治的含义。这不仅体现在现代工业社会,在分工劳动和需要的体系中,劳动获得了目的性价值,不再仅仅是实现外在于自身目的的手段,而且也表现为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然意志上升到绝对意志,主观性意识客观化,将市民教化为具有普遍性关怀的公民的过程。二是政治本身下降到经济生活领域,赋予劳动政治的含义。     

“自在”与“自为”维度下的“意识”概念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自然意识”始终无法彻底克服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只有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中,意识才开始克服这个对立,成为自在且自为的存在者,开始向绝对精神回归的历程。而自我意识之所以能够成为“无限的”存在者,在于它真正扬弃了“意识”中包含的“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之间的矛盾,具备了“无限性”特质,成为了概念性的存在者。我们从内在于“意识”概念的“对象性”和“关系性”这两个核心维度出发去澄清“自在”和“自为”的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意识”概念的三个层面。借此,我们才能够重新考察“自我意识”的“无限性”特质的理论内涵,深化对黑格尔意识哲学的认识。     

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和全新价值哲学理论的建立——基于信息哲学的新解读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在西方生态伦理学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罗尔斯顿提出的那些自然价值的形式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人类价值评价维度基础之上的,因而,罗尔斯顿的价值哲学并没有把他所坚持的自然价值的观念贯彻到底。当代信息哲学提出了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自然价值和信息价值的价值定义：“价值乃是事物（物质、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观形态---精神）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我们应当遵循自然价值（天道价值）高于人道价值的价值理念,从自然本体出发把自在价值、自为价值和再生价值确定为价值的三种基本形式,并确立自在价值在价值现象中的本原性和基础性地位。立足于自然价值和物质-信息双重价值维度的全新价值哲学能够成为生态伦理学和人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切近的哲学基础。     

效率范畴的社会哲学思考

效率是社会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效率范畴是一种关系范畴 (其实质是实践关系 ) ,即人们 (主体 )在改造自然、社会、人自身 (客体 )过程中所具备的水平和能力 ,它标示着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系统整体的功能和效能。从联系生产目的衡量和评价生产能力方面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效率范畴可以从生产力与人的活动两个视角来考察。效率优先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     

论网络社会问题及其社会控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网络社会时代.但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网络社会问题由此产生,并对道德、法律等传统社会控制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民族文化、个人控制以及国家主权形成了巨大冲击.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社会控制的特点,要求我们对挑战积极回应,建立适应网络社会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     

社会资源与社会控制浅论

改革前,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全面控制了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资源的流动变化,国家对社会控制不断弱化,社会失控现象严重。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转换,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社会控制机制。     

论“存在”的自为性及其历史行动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揭示了存在的两种样态,即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其中自为的存在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基于存在的自为性特征,萨特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论断,并将自为的存在与自由和行动联系起来,认为自为的存在就是自由;自由的存在就是行动。萨特的行动观是一种自由行动观。而晚期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则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补充其存在主义观,并丰富其自由行动观,将存在的自为性放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进而实现了从主体的自由行动到历史行动的转变。     

社会稳定与社会控制的科学化

当前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挑战亟须实现社会控制的科学化。社会控制的科学化有助于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作用、重建社会公平,使整个社会健康有序运转,对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要实现社会控制的科学化,不仅要着力解决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新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功能等关键问题,还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控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只有不断提高社会控制的科学化水平,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工智能与社会控制

人工智能,已经广泛运用于技术领域的人力替代工作,同时开始运用于社会控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社会成员对社会体制存在顺从或反抗的选择。因此,社会是需要控制的。人工智能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人工智能对日常社会信息的收集、甄别、筛选与使用,为常态下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人类智能所不及的便利,保障了社会控制的高效率。但人工智能并不能保证社会控制无条件奏效。基于常态的社会控制,人工智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社会控制失效、社会动荡和社会暴乱等社会失常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也对社会控制无能为力。对持续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言,保证社会常态,杜绝社会失常,建构良序社会,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交互作用,发挥社会控制效用的首要前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挑战与建设路径

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需要。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和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由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分歧,"命运与共"尚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共识,更没有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自觉,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对此,国际社会需要从利益基础、制度保障和共同意识等方面入手,促进各国由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乞丐身份的社会测量及其社会控制

乞丐是以乞讨为生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形象与行为等方面具有一些明显特征,对其真实身份可以通过观察法、访谈法、跟踪调查法、出发地追溯法等方法进行测量和鉴别。鉴于目前乞丐身份复杂且具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亟需完善相关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应加强社会管理、加大救助力度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     

论社会弱者的犯罪控制

社会弱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具有经济状况的贫困性、精神情绪的低落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社会弱者犯罪的主体是残疾人、灾民、下岗失业人员、城市农民工,犯罪种类主要是侵犯财产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重新犯罪率高.其犯罪根源在于社会,而不在社会弱者自身,因此,对社会弱者的犯罪控制应着眼于非刑罚措施即社会扶持.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观念的逻辑维度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观念是一个逐层递进的观念体系。它承认整体性是对象固有的、自在的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坚持自在的整体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被主体所把握,成为实践整体性或自为的整体性;而在实践中完成的整体性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最终要外化为研究及理论建构的方法,表现为方法和体系的整体性。     

哲学的社会与社会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对象范围而言是社会的哲学,她是以社会的人及其思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对象的,她不研究社会之外与人无关的自然。当代哲学应集中精力研究人的精神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及其运动的最普遍规律,高度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新中国社会控制思想的发展与控制模式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渐次展开,社会控制思想与控制模式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推动着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社会控制思想的发展;二是单位制与户籍制两种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及其变迁;三是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完善.研究新中国社会控制思想的发展及其控制模式的变迁,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