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百济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百济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百济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百济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百济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系统的原始信仰或百济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一套独具百济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     

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

《祢军墓志》,近出陕西西安,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根据墓志所载史实,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对百济祢氏、世系与官号、出使日本、职官除授、卒年葬地,以及祢军与祢寔进、祢植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     

百济起源略考

详考中朝相关记载的史源,可以证明,百济国王室或统治阶层源于夫余,其普通民众可能与真番存在一定联系,可能也杂有大量汉人.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中、韩两国境上相邻、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友好往来、文化交流未曾间断。这些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曾在两国的历史上对经济发展、文化繁兴和社会进步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六朝时期是中、韩两国关系史上的奠基时期，两国间的交往已从初步接触走向日渐频繁，文化交流内容广泛丰富，其中中国与百济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活动尤为引人注目。现据中、韩两国史籍记载并结合韩国境内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试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供大家深入研究时参考。百济原为古代朝鲜扶余族的一支，与高句丽同出一系。①据韩国史籍记载，百济…     

新出百济人祢军墓志

《祢军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近出陕西西安。墓志一合,志盖阴刻篆书4行,行4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四杀饰以几何纹样。志石高广59cm,厚10cm,四侧竖面阴刻蔓草纹。志文凡31行,满行30字,共计884字,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祢军,百济人,事迹散见于《三国史记》及《日本书纪》,未成系统,本志有简传性质,可补史阙。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论北魏开国爵封地的封授及改封

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注意对受爵者的封地的封授。开国爵的封地,对北魏国家来说,实际是一种封国,所以,国家专门设相进行治理。由于北魏国家所设郡、县有上、中、下之分,所以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封地的大小,一般与爵位等级具有关系。北魏国家对有籍贯的汉族与鲜卑族官员的开国爵封地实行籍贯回避的做法。对外任州刺史与郡太守者,则实行任职回避的措施。北魏国家可以对开国爵的封地进行改封。改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封地的大小,适应开国爵等级变化的需要。北魏国家实行的一些政策也能够使开国爵的封地改封。     

南北朝后期东亚的政治格局及其重构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北魏的儒学与士人

北魏拓跋族在以武力夺取政权后,即面临着较高层次的中原文化对其游牧民族较低层次文化的挑战。为了立足中原,稳固统治,尽快缩短胡汉文化的差距,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北魏统治者对儒学特别重视,儒学在北魏得到很大的发展。北魏的士人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为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封建性的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产关系模式以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他们的活动和对儒学的发展,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对北魏社会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黑齿常之字号及生卒年新考

黑齿常之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边关大将,原为今韩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派遣邢国公苏定方率兵侵犯百济,百济战败,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当时,黑齿常之在本国任“达率”之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唐代的刺史;一说相当于唐代的兵部尚书,在百济属二品官),也随降来到了中国。     

北魏的察贡推举制度

在秦汉选官制度中占主要位置的察举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废除,特别在北魏建立后叉恢复发展起来。北魏孝文帝时,州郡察举制成熟,“秀才”是主要科目,但与秦汉时明显不同;其次,还设立了“孝廉”科。这两科的州郡察举,前后又有明显变化。此外,北魏还存在着官吏特别荐举制度,作为选官的补充形式。州郡察举和官吏特别荐举组成了北魏时期较完整的选官制度,成为唐代科举制度中常举和制举的滥觞。     

北魏南伐江淮流域的环境与疫病问题初探——以公元450至451年太武帝南伐为例

自汉魏以来,北方人士眼中的江淮流域,始终为气候恶劣、疫病多发之区,在此地实际用兵时所遭遇的环境与疫病问题,造成了北人"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忧惧心理,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南下用兵的计划与策略.为确保作战顺利,北魏如南下作战,则需注重对当地环境、水土的适应,考虑和采取一定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病的发生.本文即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以公元450-451年太武帝南伐事件为个案,分析江淮流域环境恶劣、疫病多发对北魏南征的影响.从此战的最终结果--北魏军队因战斗和疾疫引起的大量伤亡而撤围退走--这一点看来,北魏士兵尚不能抵御南方气候环境所引发的疫病,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北魏继续向南发展的力量.由此可见,环境与疫病当亦为影响北魏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的全球化对国家关系的影响

经济的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趋势,对国家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着二战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评《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研究》

江汉论坛2003.08青年学者柳剑平博士著《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研究》,2002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的学术著作,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该成果不仅全面梳理了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的研究,而且还部分折射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进展。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国际格局逐步变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几乎在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趋势开始显现的同时,国外一些国际…     

从《洛阳伽蓝记》管窥北魏中后期士人文学生活的新变

北魏迁都洛阳,随着生活空间的转变,北魏士人的文学生活和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不小的改变。从《洛阳伽蓝记》可以看出,北魏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活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较大变化,不再只是将文学运用在军国文翰这样极具实用性、功利性的写作中,而是朝着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乐的方向发展,抒情色彩得以加强,个人性写作也渐渐增多,并非"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可以概括。     

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初探

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从来論者很少。这里愿意把自己初步探討的結果發表出来,希望讀者多加批評和帮助。起义的社会条件北魏在孝文帝改制以后,阶級关系有了比較明显的变化,形成了从鮮卑貴族为首联合汉族地主阶級組織而成的統治集团,对汉族、鮮卑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进行了統治压迫。这个     

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

关于北魏朝廷对待拓跋、汉人以外的其他胡族政策的演进,新近公布的《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与关中地区的其他石刻提供了有益参照。北魏立国后,对于境内其他胡族的统治策略围绕两个侧面展开:一是相机逐步推行离散部落将部民编户化;另一是沿用魏晋十六国旧制,在胡族聚居区设立护军,创立镇戍制,驻军设官加以镇抚,同时容忍胡族旧有部落组织的存在。两种政策交织并行了很长时间,可以说伴随了北魏一朝。前者源自十六国,后者则是汉族传统羁縻政策的延续。两种政策交替演进与北魏政治局势、军队构成的变化以及国家形态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