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界说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早在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刚刚起步时 ,行政强制执行问题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 ,对于什么是行政强制执行 ,学术界并无统一的认识 ,其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问题 ,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问题 ,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即时强制的关系问题。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论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1989年中国《行政诉讼法》确认了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并在2000年的《行政诉讼法解释》、《行政强制法》以及新《行政诉讼法》中得到延续。然而,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引发了行政与司法的混乱、行政效率降低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来看,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的内涵、认清其性质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构建"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为例外"的执行模式,同时在行政主体内部设立独立的行政强制执行审查决策机构对行政强制执行权进行规制,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有效且可行的方案。     

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比较及立法选择

本文通过比较各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阐明了其赖以形成之历史背景、法律传统以及行政法学理论资源,以此审视中国现行体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改革路径,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例研究来引申制度设置与制度改革的逻辑。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重构

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对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笔者在评价我国现行的司法主导型模式优劣的基础上,提出重建一种"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主导型的混合模式.     

浅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己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制度构想。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选择——透过案例的钩沉

通过分析行政强制执行案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双轨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国情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应该保留人民法院对非诉案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并且应该充实人民法院的执法力量,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取向。     

论行政非强制执行

行政执行并非就是强制执行,而是一个可以通过调解协商与和解的方式来执行行政规定或行政决定的动态过程。在法治的臂腕中,于未穷尽非强制执行方法的情形下,不得采用行政强制执行之手段,以使人权保障更具实效,人民权利更得以彰显。行政非强制执行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法传统下有其不同的表征和状述,其要件也略有差异。但无论何种法传统,也不论属于那种类型的行政非强制执行,其方法大抵有:1.要求相对人提交报告、报表及资料;2.行政检查及调查;3.送达违法通知、警告通知或限期改正通知;4.通报、公布违法结果;5.调解协商与和解。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当今世界上比较通行的行政执行权的分配模式是以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为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欠缺的分析,并借鉴当今世界通行的模式,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新认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科学合理地设计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对于促进中国的行政强制立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权力解析及规范策略——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视角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是通过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事业组织,依法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利,并行使相应的行政权力。而权利与权力的对立关系中权力对权利的异化和背离,导致高等学校的"实然"行政权力和"应然"行政权力不相匹配,甚至"应然"行政权力被"忽视"或"超越",导致权力的泛化和异化。可以采取制定《学校法》,保障高校行政权力规范运行;完善《高等教育法》,优化高校行政权力规范依据;贯彻行政法治原则,强化高校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加强权力监管,构建高校行政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等策略来加以规范。     

试论环境侵权行政赔偿

囿于现行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行政赔偿制度,学界和实务界没有将环境行政赔偿与环境侵权行政赔偿区分开来,只关注赔偿因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损害。现实中,除了环境行政机关之外,其他行政机关、国有公共设施等也可能通过环境介质损害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由于造成此类损害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而存在行政赔偿的可能。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过程中,应对此做出回应。     

浅议行政垄断的危害性——兼议行政垄断应受规制的必要性

行政垄断应当受到规制。国家凭借其权力在某些领域实行垄断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然而若是行政机关凭借其行政权力所产生的垄断则是不合法。首先,从行政垄断的概念来看,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合法的因素;而我国对于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则相对欠缺,这也是其危害性得以发挥的关键因素;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以成本收益进行分析,行政垄断的危害也是巨大的。     

日本行政诉讼法新增的诉讼类型:课赋义务诉讼

课赋义务诉讼的法定化在日本经历了40多年的争论和探索,最终才通过行政案件诉讼法修改法的方式得以实现。争论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在行政诉讼中如何处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焦点是所谓尊重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新近修改的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对课赋义务之诉的分类及其诉讼要件、胜诉要件和判决方式的规定,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完善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改革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这一制度逐步应用到文化领域,标志着我国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质是对行政权重新设置和重新调整,即行政权的重构,由一个新的国家行政机关集中行使原来分散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然而,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仍有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试点面过于狭窄、明显的法律滞后性、具体模式有待改进、范围不宜过大和执法队伍不够规范等问题。     

行政权变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影响

行政权是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考量的重要因素.现代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导致行政权多元化与非专属性的加强,行政权的发展变化导致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主体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其多元化的趋势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范围的扩大,部分公共行政行为也将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反思——以群体性事件的公法消解为视角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在某些地方多年来一直没有一起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低,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会因信息沟通不畅而导致矛盾激化,会因阻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而加剧双方对立,也难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更不利于行政判决执行,而这些因素皆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为了能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必须通过界定行政首长的人员范围,明确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委托法律顾问制度等方式,从而完善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试论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由于统一的行政补偿法的缺位和行政补偿基本原则的缺失,各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补偿原则规定各不相同。实践中,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标准一般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政策调整性明显,造成补偿的不稳定性和差异性。通过了解国外行政补偿基本原则发展演变过程,可发现完全补偿原则是各国行政补偿基本原则的最终归属。鉴于实现民主法治的目标和立法应具备的超前性,提出我国应确立完全补偿原则作为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并从理论分析与现实考察两方面进行论证。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服务转向和制度供给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被视为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公权力的过度介入往往带来权力的滥用,违背当事人行政调解中的自治性,进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转变为现代的行政服务模式,既是当代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发展趋势,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然要求.从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制度嬗变、制度借鉴、制度设计、制度确立等角度系统地诠释服务模式下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能为未来的调解架构设计和操作实践匡明思路和方向,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探索--兼论平衡论的意义

我国法律传统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奉行"结果好便一切都好"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但是,在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我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程序的价值和作用.平衡论把行政程序的作用提高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主张通过行政程序权利义务的倒置达到总体平衡.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公正与效率,平衡论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公正与效率兼顾目标模式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指导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而且在行政程序立法实践中也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