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时期农地制度变迁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开始了农村土地制度在转轨时期的变迁。从理论上看,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组织成本与人民公社制度的组织成本相比确实降低了许多。实践证明,这种改革路径、模式和策略的选择都是特定制度环境下成本最低、推进最稳、效率最高的理性选择。     

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历史上,我国农地经历了从原始公有制向国有制再到私有制的变迁,而建国后则经历了从耕者有其田到集体所有的变迁。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作了分析,并为《物权法》的制定、当前集体农地所有权制度创新提出了建议。     

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绩效分析

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分为形成期、转型期、重构期三个阶段,然后分别从经济发展绩效、公平分配绩效、农村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绩效维度,分析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绩效水平。研究发现：自由主义思潮支配下的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是导致制度绩效低下的主要原因;合作医疗制度在整个医疗卫生制度变迁中发挥着较高的绩效水平;财政投入机制不健全是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绩效变化的重要因素;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创新必须突破城乡二元医疗卫生制度的路径依赖。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的若干思考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开始进入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的旨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它的核心环节是营造具有厦门特色的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制度和适度规模经营组织形式。它的主体角色是农民、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 从制度变迁理论与厦门特点看,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的作用尤显重要。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农地制度变革与农民互动方式变迁——对新中国历史实践的社会学考察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决定了土地制度对农民互动的决定性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建国以来农地制度的变迁对农民互动变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农地制度变革直接影响了农民互动空间和互动形式由传统向现代的变化,而且有效地农地制度的实现也需要考虑农民互动的基础方式。     

农地整治及其产权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以广西富川县铁耕村为例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的均田制已逐渐暴露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阻碍了广大农村的农业发展,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广西富川县农民为了谋求经济发展,率先在广西进行了农地整治,实现了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吸引外来投资等诸多效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基于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铁耕村的农地整治案例,透过案例详细地分析其发起、运行及成功的机理,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该模式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     

越南农地制度变迁:历程、特点及启示

越南农村土地制度革新有三个特点: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及其法律匹配、制度安排的弹性特征与分类处理、产权权能的物权属性与清晰界定。文章以越南改革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新时期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若干启示和建议。     

我国农地制度绩效探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农地制度及其作用,并对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农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和思路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和改革取向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强制性、渐进性、路径依赖性及滞后性等特征,但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总体来说,其制度变迁的成效是显著的,但并不深刻,在金融组织结构、市场功能以及金融监管等方面仍未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应在金融市场制度、金融产权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     

论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对制度变迁绩效的影响

制度变迁是体制改革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制度变迁中的绩效如何则直接影响改革方式和道路的选择以及最终结果。影响制度变迁绩效的因素很多 ,但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则是直接对制度变迁绩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改革中某些制度变迁的实际效果与理论预期相差甚远 ,关键就在于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各种制度之间的共生互补性决定了单个或局部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在长期内不受制约而获得持续的绩效增长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土地制度是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 ,其作用至关重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 ,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变革。历史经验表明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制度、制度效率和制度变迁

制度从本质上讲,是在多人社会中用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合作剩余的一系列规则或管束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不必然意味对低效率制度安排的替代。放松管制,允许制度创新自由进行,旧制度安排将会在新制度安排的竞争下,按照效率的原则逐渐被淘汰,实现低效率制度安排模式向高效率制度安模式的变迁。     

语言、信息、制度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主要从语言、信息、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了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语言转向问题。分析了语言制度在社会分工中的元制度性,语言制度的变迁动力以及对信息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了语言元制度对制度效率的影响。     

制度锚点、制度认知与农地制度实施

在对制度认知中,对制度锚点的正确认知至关重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制度认知主体类型较多、层次复杂,必然会产生认知偏差。对农地制度认知偏差的传播、复制带来多重效应,如对制度锚点的认知偏差可能产生锚定效应,偏差复制、偏差传播使偏差产生累积效应。这些效应不仅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行为产生冲突,而且还会使制度实施绩效远远偏离制度设计的预期。因此,在农地制度实施过程中,纠正不同主体以及人们对于制度的认知偏差,对于制度及时实施、高效率实施至关重要。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观照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最基础、最广泛、也是最为复杂和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而土地制度则是一切土地问题的源头和总根源。当代我国农业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个时期,内生性动力和外部推动力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因。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面临土地产权界定模糊、土地经营细碎化情况严重、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不完善及土地流转不规范等现实困境,而明晰土地产权主体、土地规模化经营、完善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以及规范土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的方向。     

制度缺陷与利益博弈——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制困境

鉴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缺陷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许多人基于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等理由,提出应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以土地国有化或者土地私有化取代农村集体所有权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涉及到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乡村权势阶层等多方利益,所有制的缺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却对其他利益相关群体有利,作为政策主导的政府和权势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不可能改变现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农村土地纠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民对土地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其中不少土地纠纷案,与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30年不变"的土地延包政策有关。当前农村土地纠纷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通村民之间的土地争议;另一种则反映了普通村民和基层乡村干部之间的分歧。在解决这些土地纠纷时,各种民间惯例和民间习俗等农村非正式制度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国家政策制度形成一种互相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制度变迁探析

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其目的是使外在的潜在利润内部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效率均逐渐递减,农民在潜在外部利润和获利机会下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承包地流转,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但这种承包地流转制度极不规范,没有一定的制度规则可循,虽然制度变迁是制度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社会博弈过程,但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承包地流转发展完善期间应居于主导地位,从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