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科考弊端及其纷争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 ,科举考试弊端百出。其中冒籍、权臣之子中式较为突出。本文主要讨论二者产生的原因、概况及由二者引发的纷争以及弊端产生的影响     

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民族结构

明代女真社会是由女真族、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四个民族、三种文化给明代女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的经济结构、具有蒙汉特色的军政组织     

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刻的思想特点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刊刻表现出多种特点,从思想内容的角度看,主要有鹜逐男女之情、渲染时事政治、倾向市民生活、格调趋于庸俗.这些特点的出现有其时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时代社会思潮方面的原因,同时还受其时小说理论的影响,并与市民阶层特殊的文化需求和欣赏趣味关系密切.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明代后期“佥商买办”问题研究

明代买办制度历经当行、召商与佥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佥商买办因其在赋役改革与纳银代役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制度推行的重要一环而格外凸显,其出现、发展与终结都有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性。但在社会后期,佥商买办逐渐背离其应有的发展轨迹,更多的是瑕玷丛出,祸及铺商,而演变成为一项弊政。对于佥商买办的个案研究有利于在整体上把握买办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明代朱学述论

心学在明代中后叶虽蔚为主潮,但朱学也贯穿明代始终.本文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分别论述了洪武朱学、永乐朱学、宣德成化朱学、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心学相对立的朱学及晚明东林朱学.     

试析明代后期士人旅行家王思任的旅游观

明代后期 ,士人旅游之风盛行 ,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士人旅行家王思任作个案分析 ,认为他的旅游观有很多独到之处。他从人、自然、旅游三者的关系出发 ,认为旅游是天赋于人的本性 ;旅游所追求的是心境的高旷与自然 ;同时 ,在自身的经验积累上提出“游道”,即具体的旅游方法     

明代土兵述论

明代的土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卫所制度的崩溃是明代土兵得以发展的历史机遇,土兵发展表现为土兵数量大、民族构成多,战斗力强.土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为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明代后期词学创作论

明代后期词坛上崇尚绮艳柔靡、俚俗鄙下的词风,词学家试图通过词体创作理论引导词人的创作,改变当时的词坛状况,使词体重新回到含蓄蕴藉、婉曲圆润的艺术境界中,因此他们对词体创作中的辩证认识、含蓄有余味、立意命句、比兴寄托等方面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见解.     

晚明澳门与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

大量史料证明,在晚明近百年间,经澳门葡萄牙商人之手输往日本即所谓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贸易价值亦相当可观。由于丝织品本身的特性,它不像生丝那样使用总括议价的一次性批发方式进行销售,而是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逐一售买。作为晚明海上丝路文明的重要一环,相关细节的考证可为大航海时代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的若干问题

明末澳门葡商的对日贸易具有大航海时代典型的多元特质:它是由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商业行会在广州的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入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往日本;由于葡萄牙王国实行"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的海外政策,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并成为后 者的主要经费来源与换取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因此,当贸易与政治情境发生变化时,澳日贸易便与宗教传播同归于尽了.     

试析明万历前期的营业税

万历前期，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课税对象的狭隘，造成营业税额的普遍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省区营业税额与其商业水平的分离；对宋代商税的机械沿袭，则造成了明代各省区营业税额和商业水平与其在国内地位的不相一致。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后金时期满族与朝鲜的贸易

在满族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对外贸易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派阿敏出征朝鲜,强迫朝鲜与后金结成"平壤之盟",其重要目的就是建立起与朝鲜的贸易关系.满族商人前往朝鲜王京进行互市,交易到大批急需的各种物资,朝鲜商人也从贸易中赚得丰厚利润.后金与朝鲜的边境贸易虽然并不理想,却为后来两国边民的定期友好互市创造了条件.     

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南社诗人高旭,在20世纪初的留日潮中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旅日期间创作了大量与日本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述了他在异国生活的见闻、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其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日本观。     

清末女子留日运动述论

为了救亡图存,清末维新派大力提倡女学运动,国内相继出现了新式女子学校。为了解决新式女子教育的师资问题,清末逐渐掀起了女子留学日本的运动。清末女子的留日运动不仅大大促进了国内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发生了较多联系。除一些教案对教会医院产生影响外,教会医院有时还引发教案。因为教会医院所传播的基督教和西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完全不同,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列强的侵略也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以上二者之外,中外利益冲突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有时是一种原因,有时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教案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医院并不必然引发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