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茶都:清代张家口茶叶贸易的变迁

张家口作为“万里茶道”上重要的商贸节点市镇,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北方茶都。清代的张家口较之明代,其职能发生如下变化:一是由军事重镇逐渐转向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商业集镇;二是由最初国内各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场所转向连接亚欧茶叶市场枢纽性市镇。茶马互市的开通、张库大道的形成、榷关的设立,共同促成了张家口北方茶都的形成,张家口茶叶贸易的兴衰是“万里茶道”兴衰的缩影。     

从美洲倡议看冷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布什政府提出美洲事业倡议,倡议以贸易、投资和债务为支柱,表明美国对拉美的政策重点由安全转向经济,由援助转向贸易,由不支持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到主动领导美洲经济一体化,美拉关系也由冲突为主转向趋向合作。美洲倡议服从于美国一体两翼的战略需要,表明美洲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之中。美洲倡议是美国面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美国国内形势及拉美形势所做的积极主动的战略调整,标志着美国对拉美的政策由门罗主义式的势力范围的封闭政策转向门户开放式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冷战后美国对拉美关系的大体框架。     

嘉道之际福建霍乱的传入及其流行

清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古典型霍乱在中国广泛流行，福建也是此次霍乱流行的一个重灾区。通过考察清朝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分析嘉道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时间和区域，霍乱病极有可能是直接由东南亚国家经过海上贸易传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广东传入福建。     

明清徐渭散文研究述略

徐渭散文研究经历了晚明的火爆之后,在清代转为萧条,主流评价也由以肯定为主转向以否定为主,由以热烈揄扬为主转向以冷峻剖析为主,关于分期、特色、渊源和地位四个方面的问题由此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入探讨。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贸易模式的影响

推动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一直是党和政府推行经济政策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使用近五年有效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计量回归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贸易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压力时,将被迫放弃利润较高的一般贸易模式,从而转向成本要求相对较低但利润也相对较少的加工贸易,在研究不同所有制的差异影响时,发现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高于平均水平,影响系数为0.074 48,私有企业最低,影响系数为0.007 6,两者相差近10倍。研究结论得出融资约束影响了企业的出口贸易模式,限制了企业的出口贸易模式升级。     

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

马叙伦早年学术转向问题,前人了解较为表浅,因所涉背景复杂,研究相对薄弱。从表面上看,他的学术成果十分驳杂,而细别之,则有其前后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从中可以看出其治学重点由史学、经学转向文字学的变化脉络;所受影响前期以陈黻宸为主,后期则以章太炎为主。这一转变反映了晚清中国学术发展转向的多面相与多样性。因此,尽管马叙伦的学术路径并非近代学术发展的主流,却从另一角度显示其具有相当重要的典型意义。     

穆木天前后期诗歌创作转变探析

创造社后期诗人穆木天的前后期诗歌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由早期的追求"纯粹诗歌"的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转向了后期的"为民族斗争服务"的现实主义;由推崇李白"飞翔在天堂"转向了学习杜甫"涉足于人海";由创造幽微飘渺的诗的意境转向了追求直白朴实的艺术特色.考察穆木天诗歌创作的转变及其成因,对于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文学现象和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CAFTA条件下福建对东盟贸易竞争力分析——以东盟四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例

分析了2001年以来福建与东盟贸易情况,阐述了CAFTA的建立对福建与东盟四国贸易的影响,揭示福建与东盟贸易竞争优势,提出在破解金融危机中提升福建与东盟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

“去意识形态化”是当代资产阶级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而采取的意识形态新策略,其实质就是为了资本利润而隐藏其政治取向。消费主义由于其消融一切差异的齐一化特征及其与资本逻辑的高度一致性,成为资产阶级“去意识形态化”的必然选择。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转向即由外在灌输转向主体想象,由意识形态转向意象形态,由观念上层建筑转向民间大众意识,由公开权威转向匿名权威。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世纪英国货币治理问题初探——基于英王货币政策的考察

货币治理伴随着货币制度的形成而出现。中世纪英国货币治理问题是由自然磨损、削剪、伪造、私运货币和贵金属外流等现象所引起。鉴于此,英王颁布法令严惩货币流通中的违法行为,并派人搜查主要港口和市场上的商旅以抵制劣币的流入和使用、严禁汇票的使用以防本土货币的外流、大规模重铸货币以改善货币流通。上述治理举措体现了英王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即控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肃清流通中的国外劣质货币、保持货币的高标准、反对国内贵金属的输出。中世纪英王货币治理的举措及其成功经验,如高度控制铸币权和货币价值,对当代中国的货币管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晚清海关缉私体制述论

走私是一种国际经济违法犯罪活动,是逃避海关监管的非法、变态贸易行为。海关依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执行缉私职责,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缉私是国家赋予海关的一项重要权能,国家主权是海关缉私的根本政治保障。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并决定了晚清海关缉私体制的建构以及缉私工作的成效。     

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

1791～1792年广州口岸的毛皮禁运事件不是由单纯的商务纠纷所引发的,它涉及到了中俄间的政治冲突。广州与恰克图两个口岸相隔万里,却互相牵连。由清廷、地方官员及外国商人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夷务管理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外贸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为政治所制约的。清朝的夷务管理政策已逐渐与实际的需要脱节。     

对进口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新认识——兼谈调整我国现行外贸政策的思路

目前,国内就贸易逆差、顺差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重新进行了研究,其次,对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调整我国现行外贸政策的思路和具体建议: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变,进口与出口相协调,外贸政策与外资政策相协调,外贸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构建适度保护的外贸政策。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明中叶浙东海上私人贸易及其影响

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与日本、中国海盗勾结,盘踞双屿港进行海上走私贸易长达20余年。文章通过对双屿港海上私人贸易兴衰的论述,就明中叶浙东沿海“倭寇”的组成,以及海上走私贸易对明海外政策的影响,作了简约的分析。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略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外贸政策的历史性变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外贸政策发生了从保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历史性变化。从独立到1933年美国坚持的是保护主义传统。经过贸易自由主义者与保护主义者的激烈较量,1934—1947年,在关税的谈判、关税水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制定权的分配和多边协定的签订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自由贸易的性质。变化的原因是保护主义政策的消极后果,国际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美国工业竞争力的增强和贸易自由主义者的不断奋争。     

试析国民政府前期两淮私盐的种类

私盐的种类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划分结果。研究此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注意生产领域内的私盐和运销领域内的私盐,还要注意到消费领域内的私盐。国民政府前期两淮盐区的私盐种类繁多,突出的有灶私、军私、枭私及商私等,多集中于盐斤的生产和使用领域。     

论明代中期走私贸易兴起的原因

明清以降很多学者都认为福建人多地少、海禁、贪污腐败等因素是导致明中期走私贸易兴起的主要原因，但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这些都属于恒量因素，不会引发社会经济的剧变。明中期出现的最重要的变量因素是以“赋役征银”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货币供应不充分，普通百姓手中无银，为寻找白银缴纳赋税，他们冲破海禁，奔向海外，开启了艰难的“贸银之旅”。由此可见“赋役征银”才是走私贸易兴起的根本原因，而葡萄牙人东来与日本银矿的发现则是外因。同时，这也说明16世纪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