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秩序与法律秩序的冲突与协调

在当今社会,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是约束、规范人们日常言行举止的两大秩序范畴,而道德秩序最有力的武器便是通过社会舆论建构起来的媒介秩序。媒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法律秩序,但它更主要地是体现道德秩序。分析媒介秩序与法律秩序的冲突和协调,可以充分体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思路,也可以充分促进人们的道德水准提升及法律意识增强,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法律秩序

法律秩序是法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我国法学界对它的探讨却不尽人意。本文初步就法律秩序之概念及其法理特征做了专门探讨。文章认为法律秩序是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在人们之间所产生的动态化、条理化、规范化、模式化和权威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法律调整是法律秩序的前提，有序的社会关系是法律秩序的本质，规范化的人类生存方式是法律秩序的目的。法律秩序的外在特征是适时性、文化性、稳定性和公共性。其内在特征有五个方面，即法律规范性、社会动态性、实践条理性、模式性以及权威性。     

论利益秩序及其政治效应

利益秩序表征的是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特定利益关系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呈现的状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利益秩序影响或决定政治秩序的发育、生长和实现.科学统筹利益秩序、合理定位利益秩序形成机制的价值取向和坚守与提升政府自主性,是转型期中国利益秩序及其政治效应问题的应对措施.     

宪政秩序论略

宪政秩序是一种民主政治秩序。一定社会的宪政秩序以其特定的宪政实体、宪法规范及宪法至上的权威作为基本构成要素。构建宪政秩序是一项宏大的社会政治法律工程。我国的宪政秩序只有克服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利因素,才能实现宪政秩序的巩固完善和良性运作     

宪政秩序论略

宪政秩序是一种民主政治秩序。一定社会的宪政秩序以其特定的宪政实体、宪法规范及宪法至上的权威作为基本构成要素。构建宪政秩序是一项宏大的社会政治法律工程。我国的宪政秩序只有克服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利因素,才能实现宪政秩序的巩固完善和良性运作。     

论道德秩序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了社会道德秩序的非良性运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理论工作者们也为此而困感,提出了矫正社会道德状况的种种策略和措施。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许多伦理学工作者依然把对社会现实道德状况的研究局限在社会风气的范围内,通常用社会风气这个概念来表述社会道德状况。风气是比道德低一层次的概念,用社会风气状写社会道德状况,是把道德和道德研究降低到风尚和风尚研究的水平。把道德问题纳入社会秩序的范畴,用社会学方法,从秩序的角度研究道德问题,将会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把对现实道德的研究引向深入。     

论法律秩序及其评价原则

法律秩序这一课题是法理学和法律社会学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人们悉心关注的一项现实战略工程。本文通过对其基本原理和机制的探究,阐明了建设良好的社会法律秩序的三项基本工程:人的建设、规范的建设和机构的建设。作者还从法律秩序的一般理论出发,探讨了法律秩序优劣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重点论述了法律社会运行中所应坚持的人道主义原则。     

刍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

政治秩序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基本的法律规章制度和达成的政治共识来展开政治事件活动的一种状态。亨廷顿从社会转型、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这三个方面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做了详细的阐释,这对于我国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建设权威性、服务型的政府,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义与秩序关系辨析:从正义到秩序——兼评克林顿主义

正义与秩序是一对辨证统一的范畴 ,秩序相对正义而言更为根本 ,正义是秩序的内在体现 ,对秩序具有很大的反作用。从本质上讲 ,人们对二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但由于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取向不同而引发认识上的分歧 ,特别是存在为所谓“正义”而破坏“秩序”的事实 ,克林顿主义即是其典型体现。其逻辑设计可以简化为以“正义”求“秩序” ,即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理解正义与秩序关系的现实落脚点是干预问题 ,干预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必须受到一系列严格限制 ,以寻求正义与秩序关系的最佳契合点     

论作为公共品的秩序

秩序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秩序是可扩展的,但扩展的维持需要依靠信任的连续生产。在现代社会,秩序是国家、公民社会和市场互动的结果,并因为三者的不同组合关系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国家始终是秩序生产的核心。随着公共的扩展,任何单个的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复合治理来实现秩序的重建。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月令——中国古代的“时政”思想

“时政”意为依据季节、气候、历法而行政,而非“时事政治”的简称。“时政”思想体现着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体现着中国古人“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天人和谐”观念不仅体现在哲理上、技艺上,更重要是体现在政治政策的层面。“月令”是中国古代“时政”制度的集中体现。     

法的道德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公民守法道德的向度及其养成

公民守法道德作为实现法律的德性保证,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向度上,公民守法道德表现为强制守法、自觉守法和信仰法律三个层面.就实现条件而言,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离不开公民意识和保障机制的确立,也需要政府切实有效地履行自身应尽的责任.     

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

我们谈论德治 ,应当注意它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以及限度等方面的意涵。在民主社会 ,“德治”首先意味着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 ,其次意味着政府经公民授权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德治”应当依法进行 ,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 ,并应当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

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分为个人、企业和政府三大类。只有三者的行为都受法律有效约束时,社会才处于法治状态。市场经济具有等价交换的内在要求,法治化既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手段,也是它的必然结果。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由政府直接推动的,因此,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对经济的市场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财政法治化是政府行为法治化的着力点,而政府预算法治化则是实现财政法治化的基本途径和手段。     

增强各级政府法治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

政府法治意识的缺失严重影响法治社会的建设。增强政府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法律至上意识、人民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是政府法治意识的主要内容。学习教育、民主监督和依法行政的实践是增强政府法治意识的根本途径。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道德对法治国家之建立的作用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表明应重视道德的法治价值。道德与良法的创制,司法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完善与法的适用,行为主体良好的伦理意识与自觉守法三个层面显现出道德在法的创制、法的适用和法的遵守之间的价值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