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眼中的“情·法”结构与“情·法”关系——以《妇女离异律例偶笺》为对象的分析

《妇女离异律例偶笺》最能反映沈家本有关"情法"关系的原理。法律规定(规范)被他区分为"法"与"情"两部分,"情"包含在广义的"法"(法律规范)中。狭义的"法"是原则性,"情"是灵活性;"情"分为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情";主观之"情"的表述一般是"愿"与"不愿"(离异),客观之"情"为案件外在情节,一般指案内之"情",有时也指案外之"情";"理"有时被表述出来,有时可由分析而得,大多是妇女"从一而终"之类;沈家本更强调"情"的满足,对一味执法而不顾情的做法和倾向是反对的。     

清代刑事审判中的"两请"与"夹签"

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探讨清代刑案审判中的"两请"与"夹签",两者分附于不同律条之下但都与服制有涉。乾隆年间"夹签"条例出现并在服制案件中逐渐替代了"两请",这既是传统法律不断发展完善、对严苛服制法律进行衡平的制度设计,也是帝制国家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重要表现。     

《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疏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先例判决":法制统一的有效途径

"先例判决"不是法官造法,更不是法的渊源,这是与判例法的本质区别."先例判决"借鉴了英美判例法的合理成分,是衡量自由裁量是否适度的标尺,是给自由裁量行为一个"度"的规范."遵循先例"不是英美法系普通法的专利.在大陆法系也要求"遵循先例".先例判决制度不是理论创新而是一种制度创新.实行先例判决制度不仅能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而且又能避免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判而不审的情况发生.它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司法资源--判决,减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复劳动,提高司法效率,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先例判决制度与判例法有很大的差别,"先例判决"尽管是一项改革措施,但这一措施仍然是在既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和现行司法体制基础上的改革.在大陆法系的基本背景下,探索中国的法制统一之道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在统一立法之外存在着得到法律界公认的主流法律解释,二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通过对上诉案件的审理而显示的统一努力,三是法律教育对法律职业者的概念把握以及思维方式的统一塑造.判例对法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当人们按照法律实践行动本身的规律性来思考法和操作法的时候,判例意识就会觉醒,在判例价值社会化的过程中,判例机制随之诞生.我们要关注的是先例判决制度所提出的一个必须和如何尊重司法规律、实现司法公正的启示.     

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试论《物色》篇中的"心物交融"理论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试论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

清朝在保证国家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 ,对蒙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司法制度方面 :1.中央设理藩院审理蒙古人犯罪案件 ,表现出专制集权特点 ;2 .地方行政机关即审判机关 ,分蒙古为“外藩”、“内属”区别对待 ,表现出因地制宜特点 ;3 .在审断过程中 ,保留了“以罚代刑”、“入誓”等审判方式 ,表现出因俗制宜特点 ;4.针对蒙古地区的不同民族 ,设置不同的行政司法组织 ,表现出因族制宜及民族歧视特点 ;5 .注意协调蒙古律例与内地律例之间的关系 ,逐渐出现内地化倾向 ,表现出因时制宜特点     

试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

晚周及秦汉儒家在"人情"之中为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认为礼乐之宜,本诸人情.但由于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对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在"礼因人情"一说的总体态度上,礼学家们的主流思想认为,一方面是对人情起着节度和文饰作用,另一方面,"人之常情"是每个人的正当需要,理应无条件的得到满足与尊重.     

论王船山《孟子》学的"情""才"观

船山借训释《孟子》发挥其"主横渠、兼朱子、反陆王"的思想.在船山诠释视域中,"性""情""才"是不同的概念,"情"的概念并非朱子所理解的仅为情感之展现;船山为避免陷溺情证性善之理论困难,强调情虽有负面意义,然亦有正面功效.船山严格划分性体与才之不同,指出人之才虽会因质不同而有所分别,然不影响人道德实践成圣之可能,强调了儒家义理中下学上达之可能.     

先秦时期的"情"义辨析——兼论"情"的文化意蕴

"情"本字是"青"字,而"青"的显现含义奠定了"情"成为人性之真实表现的基调.先秦时期的"情"共有四种基本含义其初始义是"质实"义,后发展为"情实"义.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情"的内涵扩展为"情欲"义和"情感"义.而且,"情"的"情实""情欲""情感"等含义皆根源于"质实"之"真".而且"情欲""情感"在继承"质实"之"真"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构建"意义世界"的根源动力.     

论反腐败斗争中的"惩防并举"

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要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惩防并举".其中,惩"是要害,"防"是基础,"并"是纽带,"举"是关键.要以查办案件为中心,坚决惩治腐败;以源头治理为支点,加大预防力度;以构建体系为契机,推进"惩防并举".     

涉外信托中的法律识别问题探析

识别是一种确定具体事实与抽象规范的对应关系的认识过程,也是寻找涉外民事关系冲突规范的逻辑前提。信托作为一项起源于英美法系的独特法律制度,在法律理念的构造上与大陆法系存在显著的不同,需要经过复杂的比较甄别才能够相对准确地识别出争议案件的类型归属,据连接因素之指引,找出用以规范涉外信托关系的准据法。因此,识别在涉外信托的法律适用中至关重要。鉴于信托制度的独特内涵,信托识别的范围应包括对事实的认定以及冲突规范中"范围"和"系属"的解释等方面的内容。针对信托识别中的冲突,应根据法院地国对信托制度的态度,分别采取法院地法或准据法作为识别标准。同时,根据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提出了制定信托统一示范规则,并通过当事人合意选法的方式在具体案件中实现信托规范的统一,进而解决信托识别中存在的一系列难题。     

"个体"、"共同体"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阐释

综观西方哲学,试图整合"个体"存在与"共同体"价值的努力一直贯穿始终.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到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一课题也与"一"和"多"的问题紧密相关,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一'和‘多'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试图把万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理论针对的是作为万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1]"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革命正是试图转换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谈论方式,从真实的"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进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对李泽厚"人的自然化"与"情本体"的质疑

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这两个重要范畴是对其早期的"自然的人化"和"工具本体"的超越和发展.它理论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紧张趋向和谐,使个体身心在有情的世界里获得意义.然而,实际上,这两个范畴并没有解决其原有美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反倒产生了新的矛盾.个体、感性依然屈从于群体、理性,"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亦成了空谈.     

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一个大问题,两个小例子

清代律典虽说是直接详绎《大明律》的产物,但由跨王朝的宏观视野来看,它至少是战国李悝《法经》以降历朝历代修律成果的结晶.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与乾隆四朝持续近百年的不断完善,至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终于告成刊行.至于定例,整个清王朝都在不断修订扩充,成为因时因事发展法律的重要方式.清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一事一例;它的动态结构,包括情理→律例,这是立法环节;律例→待审案件→情理,此乃司法过程;成案→通行→定例,可谓准立法程序.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乃情理与律例永远处在开放的循环过程之中.《红楼梦》所述"探春断事"虽属"家法"的运行,但与《康熙起居注》所载"康熙折狱"对比分析,可清楚地探知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动态结构及其特点.     

清代刑部对"因公科敛"案件的处理——以《刑案汇览》收录案件为例

"因公科敛"是府州县亲民地方官与管军官吏非奉上司明文,对所管理、辖制之军、民的一种分派科敛行为,因是监临官吏因公务针对所辖、所部的犯罪行为,因此犯罪率较高,而且案情一般错综复杂,且在因公掩饰之下,因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乃至案件最后的处理等诸多环节都很费周折.清代刑部官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把具体的个案同犯罪构成要件以及相应的制定法规范联系起来,在制定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进行比较、分析、权衡,使案件事实逐步向制定法规范拉近,使制定法规范向案件事实靠拢,并通过情、理、法之间的比较、推衍、联结,完成"因公科敛"案件中制定法的选择和适用.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论"纯电影"理论

从理论渊源上说,"纯电影"理论与"上镜头性"理论有师承关系,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其突破之处,对电影艺术发展有过历史贡献,但用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纯电影"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误区,这就决定了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命运.     

"以地自我养老"与"代际关系维护"——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策略分析

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传统农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了基于土地的养老制约和规范,它规定了个体要遵循社会所规范的生命历程.然而,土地制度变迁使业已形成的土地养老规范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作为新制度化手段的社会养老尚不足以确保生命历程中角色的相互转换,致使土地养老与社会养老制度衔接出现裂隙.农村老年人在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主动采取"以地自我养老"+"代际关系维护"的养老策略.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来看,旧的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时期社会生产的需要,当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导致土地养老不能满足需要时,生命历程制度也需要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因而运用退休制度来衔接土地养老与社会养老显得必不可少.这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的要求所导致的.     

中国"小组"政治模式解析

"小组"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中以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名义存在的一种特殊组织模式.基于制度层面的静态分析,"小组"的类型根据存在时限可划分为常设型、阶段型、短期型,根据权属关系可划分为职责同构型、权责自属型.基于技术层面的动态分析,"小组"具有"中轴依附"的组织结构特点,以及"虚实结合"的存在方式.而"小组"的具体功能,则包括决策铺垫和政策推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