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理论旅行——从“文化研究”到“理论之后”

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力求通过反思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如今,"理论之后"渐成指向理论社会实践的代名词。身体在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中的功能不同:文化研究探寻身体背后的社会意味,"理论之后"则更看重身体的生理性;文化研究中的"身体"指向了权力分类和冲突,而"理论之后"的身体则强调了社会"团结"。立足于上述两种身体,反观"理论之后"有关理论实效性的种种设想,主要表现为理论的有用性和理论隐喻性、理论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都关乎意识形态策略,其理论背后有着具体的意图。     

"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

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理论高峰",结束了追求"纯粹性"和"绝对性"的封闭型的理论形态,产生了各种追求跨越学科边界的"宏大理论".在这一"理论高峰"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论形态.考察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对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关注.由此可以发现,不断剧烈变化着的语境导致了源源不断以反叛和挑战姿态出现的激进理论思潮.这种思潮不仅终结了封闭型的理论形态,而且也造成了理论跨越学科边界的境况和各种理论形态并存的现状.理论形态多元并存的"马赛克"景观,成了"理论高峰"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

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一时代具有不同于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的一些新的特色: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演变成一种范围更广的文化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文化理论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随着美国的称霸世界早已解体,"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没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不同的理论思潮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共同形成了"后理论时代"一道独特的景观。在这样一个时刻,经过改造并重新阐释的后现代"新儒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界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重要理论资源。既然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也应该思考如何促使中国文论走出国门进而在国际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应该是"后理论时代"对中国文论家的最重要的启示,同时也是国际文论界对中国学者的期待。     

寻找阿基米德支点--反思《理论之后》争鸣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问题

学界近年来对《理论之后》之“后”的探讨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语境问题.“理论之后”并非对经验研究的强调和对理论思辨的纠偏,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呼唤政治.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学科,并不是要遗弃文学,而是试图找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的、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着眼点来审视文学,并试图成为阿尔都塞所设想的、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似是而非的态度是摆脱知识(理论)和信仰(意识形态)二者间悖论状态的一种尝试:文学理论需要站在意识形态外面来反观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假如把意识形态比作地球,把“科学”比作杠杆,把伊格尔顿比作阿基米德,他要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依然来自于地球,这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尝试实为一种文本生产,中国学人要从此讨论中吸取教训,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和文化问题.     

《红楼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兼论后现代之后的文学思潮流向

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之后,一直未能提出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文论构想,已经限制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要拯救和恢复文学对于情感和精神的意义,即文学真正属于人类的意义,必须重建个人经验的历史语境。《红楼梦》不仅具备反高潮的死亡叙事、边缘美学、异色美学、语言实验等典型的后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而且超越了单一的后现代小说叙事,保持着浪漫主义一贯的内在激情优势,内涵更为丰富,审美更富有张力,这使得小说文本从晦暗中明朗起来,具有多元融合的特征。《红楼梦》的成功就在于它让这样一种矛盾状态的形而上的大观园与形而下的贾府形成现实关照,筑成了其独步天下的文字魔力。它将被当代称作后现代派的创作技巧与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情节、主题和可读性融合在一起,是对后现代的超越和升华,体现了后现代之后的文学思潮流向。《红楼梦》对于爱与美的诗意呈现及其美学趣味的多样性,成功地构建了小说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关系,为后现代主义小说颠覆之后的文学转向与重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本。     

论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不仅有利于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无用论”的错误论调,而且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必要前提,更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从根本上讲不是源于单纯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上、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上,更体现在对当代现实的解释力之中。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改造世界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导理论并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当代价值,我们应当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当代思想效应

随着现代性的变革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理解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价值,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发展不得不加以认真审视和反思的重要课题。在比较的视阈下,重新检视作为社会理论传统奠基者之一的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探讨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思想特质,把握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当代效应,是我们理解现时代的生存境遇,推进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路径。有鉴于此,该笔谈集中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思想传统与当代效应加以研讨,以期为在当代语境下重新理解与发掘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思想遗产做出甚为必要的理论努力。     

"解放"与"身份"的变奏——从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理论到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

本文重新回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的理论论述,结合全球化和当代中国语境,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理论的当代指导意义。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理论的精髓,在于其对经济发展水平对民族文化状态的根本影响的洞见,在于其发展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对人类解放的不懈追求和坚贞信仰。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和对民族文化发扬的追求,在根子上仍然是民族间社会经济的落差所致,但其偏重民族文化身份的理论倾向,造成了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权利诉求与社会经济权利诉求的明显分离。相应地,文化民族主义者在鼓吹保护民族文化身份时,对民族文化内部之经济和阶级因素也有失察之嫌。     

公平之思 正义之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公平正义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迫切呼唤的价值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背景下,2011年11月19-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和《学术月刊》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省思与理论的重建

在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界,“理论终结论”此起彼伏,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回应。他通过对当前的文化理论兴衰的全面的诊断和清醒的审视,指明“政治失忆”和“政治失败”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后现代理论把宏大、严肃的涉及到人类终极关怀的政治问题换成了人类琐碎的生活形式,结果在面对人类根本性问题时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真正走向终结的是“后现代理论”,理论自身并未终结。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重建必须重视后现代主义所逃避的道德、价值、真理等宏大问题,以伦理学为新起点,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与社会主义传统,在反思中保持批判的姿态,并且指向政治实践行动。     

解析伊格尔顿对当代文化危机的一种理解范式

伊格尔顿认为当下文化理念的剧烈膨胀与追求文化差异密切相关,而文化差异具体体现为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在追求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不能忽略文化的普世性,更不能抛弃传统与历史。这一观点将传统文化观的宏观意识、崇高意识、精英意识与当代文化的微观形态有机统一起来。伊格尔顿关于文化差异性的定义,以及关于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产业以及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理性思考,唤起了人们对后现代社会可能产生的文化危机的警觉。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化问题和开展文化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     

我国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改革的总方向——“科学·文化·人生·创造“四位一体

坚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寻求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观之间的融合和平衡 ,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应然”的价值取向。“科学·文化·人生·创造”四位一体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总目标是科学与人文实质性的融合 ,德、智、体、美相互渗透、协调发展 ,突出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一种最佳的组合和表达方式。新目标是以素质教育思想、文化哲学、高等教育哲学、当代生存论哲学以及创造心理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 ,彰显了四位一体目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其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括文化心理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三个维度。文化心理批判维度主要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人格、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展开分析,探索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技术理性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本质与缺陷,探讨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使用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与现实根源,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沦为一种控制和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而且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过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化为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和个人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转化为合法性危机,因而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前提就是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在于把唯物史观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新变化和革命的可能途径。其理论的弱点在于不能把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为在寻求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上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三个代表”与会计职业道德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理论内涵 ,是指导一切工作的理论武器。会计职业道德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新形势下 ,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 ,培育和构建以诚信为核心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     

论新社会阶层理论思想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结合

新社会阶层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发掘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价值的基础上,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界定标准对新社会阶层理论进行分析,以求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现代转型。从实践意义的角度观察,新社会阶层理论不仅符合社会转型的客观实际与基本趋向,满足了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而且能够合理引导新时期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作为新社会阶层理论不单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科学的一种科学界定和评价,同时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导。     

文化实践的理论地位和当代价值

文化实践是当前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审视文化实践的理论地位和当代价值应从三个基本维度展开:文化的内涵和社会实践基本形式的界定是我们确立文化实践范畴的出发点, 文化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继承与创新、时代性与民族性是我们理解文化实践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关系;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文化实践是文化实践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实现路径。     

生产与意识形态批判——析阿多诺新音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学(哲学)批判,其特殊性在于他是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分析了作为文化生产的音乐。在阿多诺那里,作为精神生产的音乐文化的出发点仍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文化社会学(哲学)批判不能与社会现实分离开来,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阿多诺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音乐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一是音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二是音乐商品的生产、再生产、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分,因此既不能把握住新音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的核心范式,也未能理解阿多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论述。     

欲望美学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仿象理论的“超现实”和“超真实”的片面化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性质——消费社会的研究,揭示了消费社会的文学艺术变成了纯粹的符号再生产,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消费社会成为了一个仿象的“超现实”社会,提出了非常现实的消费文化的理论问题和人类消费欲望化的现实问题,给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的中国当代文论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消费问题、消费欲望化问题,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以真正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防止日常生活的欲望化。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从“荷香莲韵”观佛教的“佛境禅心”——论传承“莲花崇拜”对佛教融入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莲花崇拜(或莲花信仰)为佛教早期崇拜之一。佛教借助莲花形象以宣传佛教理论,借助莲花生物特征以阐述其义理,提供了引导教内僧众和教外信众追求的理想目标。佛教和其它宗教一样,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认真审视其发展轨迹,挖掘其基本理论中与当代社会现实有价值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主流文化实现新一轮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