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子路“侠义之勇”与子夏“仁知之勇”比较研究

＂勇＂是儒家＂三达德＂之一,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子路和子夏同为孔门高徒,然而他们身上的＂勇＂却各具特色,子路所表现的是一种＂侠义之勇＂,而子夏所展现的是一种＂仁知之勇＂。通过比较两人＂勇＂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认清儒家之＂勇＂的内涵,分清生活中的＂小勇＂和＂大勇＂,发扬儒家之＂勇＂的精神。     

试探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

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刍议

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荀子“道”论探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行为的终极合理性由"道"所确认。孔子和孟子从实践层面解释"道",早期道家则从本体层面分析"道",他们的思想在荀子处有一合流。通过对荀子"道"论的梳理和解析,可以证明荀子之"道"实包括自然之道、本体之道、实践之道三个层面。荀子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实践之"道"根植于道家的本体之"道"之中了。     

《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

<论语>中"勇"字具有几种不同含义,集中表现在"子路之勇"论说上面.<孟子>、<荀子>中勇之类型学均致力于勇者人格的塑造,其"大勇"、"上勇"之"大丈夫"、"士君子"之德性既有内圣挺立之一面,亦兼有外王之内涵,而此勇者之原型游弋于"曾子之勇"与"文王之勇"之间.降至宋明理学,"勇"之论说生面别开,"颜子大勇"的论说成为各种"勇"论的主调,仁、智、勇三达德的排序亦成为"成德"与"入德"关系问题而得到专题讨论,勇德内敛为一种内在德性生命的品质.至近代,面临列强觊觎之危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重塑"勇"传统,"孔子大勇"定下了<中国武士道>一书的基调.胡适之<说儒>实属重谈"梁调".现代儒家的义理建构中,"勇"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作为"三达德"中的一目,勇德几近形同虚设.在"英雄社会"、"圣贤社会"不再的"当今时代"之中,还有无必要谈论"勇"以及如何谈论"勇"?他山之石,或可给予我们启发.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解读《小鲍庄》——在“仁义”与“仁义”之间

“仁义”是小鲍庄评价人事的最高标准,捞渣的“仁义”与小鲍庄的“仁义”不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捞渣的“仁义”是纯粹的、发自人性的,小鲍庄的“仁义”是虚假的甚至是病态的。《小鲍庄》通过“仁义”的对比,完成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解读。     

试析荀子之“礼”

战国末年,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状态.荀子力图拨开迷雾,重建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为此,他从礼的起源,礼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礼欲关系和礼法关系等方面来改铸先儒之礼,从而实现对礼的理念的拓展和重构.     

论荀子“隆礼至法”的礼法观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理论基础 ,其礼法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就是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不忽略“法”的作用 ,即其主张礼法并重———“隆礼至法” ,荀子的这种礼法并重的礼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 ,特别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荀子的公义观念与共同体

在荀子的思想语境中,“义”由名辩学之“分”转化而来,是人自身的本分与责任,也是制约权力的底线力量。“义”不仅在个体生命处发挥着底线原则的作用,还必须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价值内核。在精英秉政的制度结构内,精英群体通过“以欲济义”和“以善远恶”的机制,使公义价值深入共同体之中,被人们所感知、接纳和实践。今天,要改变和提升这样的“贤人政治”,应基于“自下而上”的现代民主去启动。     

陆贾对儒家治国思想新阐释之考证

汉初陆贾为了向以刘邦为首的草莽英雄式的统治者们推行儒家仁政主张，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儒家的“仁义”“道德”等治国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对“智的直觉”原理的发展

康德将客观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身"两大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的认识方式则是"感性直觉"与"智的直觉",作为主体的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只具有感性直觉的能力,"智的直觉"是上帝独有的直观世界本质的能力。牟宗三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以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为背景证明"智的直觉"同样是一种人类可具备的直观事物本质的方法,在"道德"的关节点上它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本体仁心的明觉"上它更是现实而当下的呈现。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荀子与柏拉图道德思想的比较及现实意义

荀子和柏拉图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两个不同的国度里 ,他们提出了大致相同的道德理想和高尚道德境界的实现途径 ,但同时也有着不同的道德起源观和其道德理想实现与幻灭的不同结局。其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是我们党以德治国方略的思想资源 ,对我们今天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荀子“教化”论在大学生道德社会化中的价值

道德社会化是当代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问题尤显突出。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教化”学说的分析,认为荀子“教化”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手段,其教化的目标、内容、形式等,对当代大学生道德社会化问题的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孟子思想中“仁义”与现实联系的中介——“时”

孟子思想中仁义的实现离不开对时的把握。孟子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身、家、国、天下这四个层面。在身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个体行为不应拘泥于仁义之名;在家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拘泥于人伦之名;在天下与国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执政者不应拘泥于尊卑有别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