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徽州宗族的内神与外神信仰——以族谱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族谱为主要资料考察徽州的内神（有血缘关系的祖神）和外神（无血缘关系的神灵）,分析宗族的不同信仰态度,揭示宗族以外神服务内神的宗旨及其礼法的最终目的。     

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世家大族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光绪《祁门善和程氏宗谱》等史料包含该宗族的"精英"人物的婚配情况的许多记载,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宗族联姻圈的基本特征是婚配对象多为名门望族、聚居祁门本县、多为官宦世家、多通诗书礼仪等。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联姻圈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具有典型性,鲜明地反映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如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     

19世纪前期徽州宗族的日常生活——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前期,位于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的汪家坦黄氏宗族形成了孟、仲、季三大房的基本结构.伴随着人口增长、过继、分家,宗族内部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三大房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黄氏宗族以“义伦公祀”的名义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包括出拼山林、出租水碓股份、投资会社等.在获取可观收入的基础上,开始不断兴建住宅,并进行阄分.这些黄氏宗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该黄氏族人在此段时间内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选择黄氏宗族成员这一群人为中心,探讨村落区域范围内的社群生活并不会忽略个体的存在;毫无疑问,个体的生活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晚清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以“胡廷卿账簿”为核心

学界以往对传统乡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较少涉及普通家庭的土地经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揭示了一个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实态。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祁门塾师胡廷卿,通过继承族产、祖产和购买的方式获得少量土地或土地权益,其中族产与祖产是其土地的主要部分。通过继承族产与祖产所获得的土地,一般以共有的形式出租,或与人合伙经营林木,而其购买的土地则种植茶叶。以宗(家)族为核心的共有土地是他获得粮食的主要来源,而茶叶收入则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获利也最多。这一土地经营模式,既与徽州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也体现出徽州民众能及时因应晚清国际市场的变化。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论陶渊明诗文中“真”的境界

本文从美学角度来探讨陶渊明诗文中“真”的境界，指出其“真”的境界来自于陶潜对生活的真诚、来自于人格的力量；同时又分析了“真”的境界的构成因素及其特点；阐述了这种“真”的境界的美学价值。     

求于“真”归于“哗”——论夏衍的戏剧观

作为20世纪戏剧工作者的一员,夏衍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不仅强调剧作家要在"真实性与必然性"的原则下描写现实中自己熟悉、关心的人和事,还以激励全国人民投入现实斗争为目的,提出"艺术为抗战""艺术为人民"的宣言。在这种"真"与"哗"相统一的戏剧观的基础上,夏衍又提出了要建立一种民族的大众的新的戏剧形式。对夏衍戏剧观的认识不仅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的戏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当今戏剧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方少数民族节日“交换”现象研究 ——以湘西地区靛房镇为例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族村落都有其特定的节日,人们在各自的节日里相互邀请,形成了一种村落间相互"交换"节日的传统。在这类现象中,宗族起到核心作用,它联结着祭祀与婚制。节日将宗族、村落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内。维系节日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宗族组织、宗教信仰及外婚制度。节日系特定群体宗族身份的标识,是维持不同群体间相互边界的基础;节日里的信仰实践从宗族整个村落层面实现了各自内部的整合;外婚制度则是村落间节日交换的基础,节日里村民间的互动既增进了亲戚间的情感,也密切了村落间的关系。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乾隆朝民间献书与徽州学人的“不朽”理想——以余元遴进献汪绂遗书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徽州大儒汪绂学宗朱子、著述等身,追求不朽是其人生理想。但汪绂生前声名不显,在其死后,弟子余元遴曾多次向朝廷进献汪绂遗书,希望使其人列国史、使其书入《四库》,其间虽经波折,但最终得到安徽学政朱筠的表彰:朱筠为汪绂撰写《墓表》,从祀汪绂于紫阳书院,并应允誊录汪绂遗书进呈四库全书馆。但经考察,朱筠并未将汪绂遗书进呈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所收汪绂《参〈读礼志疑〉》为翰林院编修励守谦所献。正是由于汪绂自身坚定的学术理想、余元遴献书的不懈坚持、徽州乡绅士子的鼎力帮助以及地方官员的大力表彰等多方面的合力,才最终使汪绂这样一位底层学者得以在地方志、国史、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最终实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不朽理想。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族内过继与宗族维系——以清末民国“地良十八家”龙氏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贵州清水江流域民间文书的相关研究,俨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即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地良十八家龙氏宗族为个案,通过对其见存过继文书的解读,考察清末民国族内过继的程序,得出继嗣确立时遵循血缘优先、长子不出继、族戚为证、财产补偿四大原则,并简要探讨族内过继对宗族维系的积极作用。     

“农进渔退”:近世以来鄱阳湖区域宗族变迁——以余干县瑞洪西岗为中心

渔业是鄱阳湖区传统产业。20世纪下半叶湖区出现了明显的"农进渔退"。这对鄱阳湖区经济、生态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组织形式之一。余干县瑞洪西岗村是鄱阳湖区渔业大村,以其为中心考察湖区宗族变迁有其典型性。鄱阳湖区域宗族的滥觞与发展同其渔业关系密切。1949年,国家的刚性介入使宗族迅速走向衰落,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进渔退使宗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族得以"复兴",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明代徽州“义男”新探——以嘉靖祁门主仆互控案为中心

明代徽州的义男包含两类身份、地位不同的群体,一类是作为异姓继承人的义男,一类是作为奴仆的义男,前者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人身自由,而后者则没有。作为奴仆的义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异姓继承人。嘉靖年间徽州祁门县的一件主仆互控案文书显示,义男也是佃仆,但不必为主家提供劳役服务,仅需供奉主家祖先的牌位,元旦到主家拜年。这说明,主家与佃仆的关系绝非一成不变的。该案中互控的两家,主仆关系自明初确立,延续了百余年。由于主仆双方经济地位发生变化,主仆关系受到冲击,但官方的判决依然维护主仆关系。徽州的佃仆制之所以长期延续,既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也与国家权力的维护、宗族势力的强大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