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阶层固化现象初窥

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引领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阶段,美国也确实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工业化,具备了多民族移民国家——民族熔炉——的雏形。然而在这一时期鲜明而广泛的人口流动、阶级冲突、社会融合之外,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亦十分鲜明,且对美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该时期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固化现象为镜,以政治、经济和种族为切入点,映射出社会垂直流动性不足的特征,从较为新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身。     

约旦人的家庭正在由大变小

家庭之于社会,就象水滴之于大海.一个家庭的变化,能充分显示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变化. 在约旦,一种称之为“奴克列阿尔”式的只有夫妻和子女两代人的小家庭,正在逐渐替代由来已久、古代相传的几代人构成的大家庭.这充分说明了,近年来,约旦王国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随着约旦游牧氏族部落和宗法制度的崩溃,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世界新的思想潮流     

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

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精英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士绅和专业知识分子是两个重要群体。1933年河北定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当地士绅与主持实验县工作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随之爆发。该类型社会冲突以士绅阶层的抱怨、污蔑、制造负面社会舆论为重要特征,反映了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权力地位的边缘化。士绅阶层地位的没落,表面看来是平教会在乡村建设中刻意通过组织创新扶植农村青年参与乡村建设,致使士绅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大权旁落,其结构性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绅阶层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经营高利贷活动,大量占有农村土地,与农民发生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致使社会负面评价增加;二是国家在县域单位推进现代化的意志受到士绅阶层的阻碍,平教会冷落士绅实际上代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角力。     

身份政治:苏丹河岸部落实现优势地位的历史原因与影响

苏丹尼罗河岸的贾阿林、舍基亚和栋古拉这三大阿拉伯部落,从殖民时代以来一直主宰着苏丹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国家部门。他们在构建苏丹国家身份上拥有主导性,并利用身份政治的运行机制不断巩固其权力优势。苏丹河岸阿拉伯部落的早期发展优势、奴隶贸易以及英国殖民统治遗产是其塑造身份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化是后殖民时代阿拉伯部落巩固身份地位的主要策略与手段。而身份政治所形成的"中央-外围"模式使非阿拉伯和非穆斯林部落不断遭受边缘化,引发持续至今且难以弥合的部落冲突。因此苏丹急需摆脱身份政治陷阱,构建基于国家统一的国民认同。     

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

本文对现代中东经济发展的动力与阻力分别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的建立、中东石油的发现和开采,及赶超西方的自强意识,为中东经济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动力;与此同时,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的不确定性、落后的社会心理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及来自伊斯兰传统势力的反对又使中东经济现代化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国家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努力.     

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

本文对现代中东经济发展的动力与阻力分别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的建立，中东石油的发现和开采，及赶超西方的自强意识，为中东经济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动力；与此同时，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的不确定性，落后的社会心理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及来自伊斯兰传统势力的反对又使中东经济现代化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国家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努力。     

中国与韩国社会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

中国与韩国比邻相居 ,有着长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1 9世纪后半期 ,又几乎同时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从那时开始 ,两个国家都开始了痛苦而艰辛的社会转型进程 ,即由经济上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 ,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国家转型 ;由政治上专制集权的世袭政统 ,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体制转型。在这重大的历史变迁中 ,各自的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也由此形成了各自的社会阶级与阶层的体系。因此 ,两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阶层的比较 ,有助于学人们了解和感悟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本文中 ,我要将两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的比较研究汇聚到阶级意识…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阶层化逻辑

作为家庭资产主要来源的风险金融资产正成为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机制。本文从阶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决策逻辑,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如下发现：在2010—2021年间,中国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参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投资决策存在两种阶层化逻辑,即阶层地位的提升和阶层地位向下流动都对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地位变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强于当前阶层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阶层地位下降会通过降低社会公平感来促使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这表明向下流动的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是一种补偿其阶层地位下降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可为决策部门引导公众理性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治理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经验参考。     

试析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时期的部落治理

索马里呈现“分裂型”的社会结构：部落根深蒂固且拥有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功能,国家缺失威权中央政府,无法对部落社会进行有效整合与治理。1969年至1991年,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以“社会主义”和“威权政治”的模式构建出一条独特的部落社会治理道路,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体系,进而强化国家力量进行部落社会整合与治理。在这一政策的催化下,索马里社会进入最为稳定的时期,并形成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影响力上升的重要阶段。然而,民主共和国并未能真正解决索马里的部落问题。国家机构长期缺失且严重依赖对外援助,加之政府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的根基薄弱,成为当今索马里社会依然混乱的重要原因。在部落治理的过程中,只有将部落社会纳入现代政治框架中,将狭隘的部落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或许才是解决中东与非洲阿拉伯国家部落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市政治与利比亚政局的演化逻辑——以米苏拉塔和津坦为中心

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中央权威衰落,国家纵向权力结构瓦解,各类次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凸显。利比亚高度城市化,相比于部落和新兴武装团体,城市更有能力承担传统上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资源集中、权威价值分配的政治组织功能。利比亚西部地区米苏拉塔和津坦等以城市地缘为纽带的政治力量对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局发展影响深远。利比亚城市政治的观念和组织基础在于市民拥有强烈的城市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城市利益,城市内部组织结构较为明晰。城市政治的现实权力基础在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城市武装力量,能够强有力地在特定“领土”范围内控制安全秩序和经济。西部城市间的竞合和权力消长是导致利比亚第二次和第三次内战爆发、国家机构分裂、过渡政府缺乏权力基础的重要因素。城市权力的扩张加剧了利比亚政治的碎片化,阻碍了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进程,但城市也是国家重建所依赖的基本要素。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     

约旦早期现代化及其特征分析

约旦早期现代化发展水平较低。按意识形态划分,晚近发展的约旦现代化属混合型现代化;按起源来划分,约旦现代化属于外源型现代化。约旦早期现代化始于军事领域,并逐步扩展至政治、教育、社会等领域,军事、政治、司法和行政机构建立,民族国家框架初步形成。在约旦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殖民主义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速了国家和人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使旧有殖民体系被推翻。     

亦工亦农阶层初论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在经济结构改变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近几年来,在农村社会的变迁中,随着乡村工业的兴起,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亦工亦农阶层。 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致反映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亦工亦农阶层     

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在现代开放性的社会中,正规的学校教育成为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不同阶层获得教育资源的能力的差异越来越大,教育公平恶化问题逐渐得以凸显,这种教育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分配不公。     

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采用Ologit回归分析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人群其幸福感越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整体上对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影响有限;主观阶层和对未来阶层流动的期许对青年群体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而青年群体对自身过去阶层流动的感知对其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更大,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婚姻非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也门政治危机中的部落因素

在2014年底的也门政治危机中,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部落力量、"南方运动"分裂势力、"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等多股力量先后参与其中。当前,学界大多从教派冲突的视角分析此次危机的原因。本文认为,此次危机凸显出也门长期不稳定的周期性现象,部落政治力量的不平衡才是动荡的根源所在。在这场政治乱局中,无论是胡塞武装对部落利益的侵袭,还是哈希德部落联盟内部争端的出现,抑或是恐怖组织对部落力量的利用,部落因素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处理好部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平衡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对未来也门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视野下的农村社会分层——苏南H镇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促进了农民的分化,其直接表现是农民从事职业的多样性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差距的拉大。对苏南H镇的实地调查表明,农民阶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融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密切相连。消解农民阶层化障碍的基本条件是：坚持改革开放,深化相应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改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扎实发展第三产业,有效汇聚人口,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彻底改革现存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利义务平等。     

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民生领域的活动与作用

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医疗卫生、救济、减贫与就业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从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看,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民生领域的活动有三大作用：一是弥补了政府和私营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二是充当约旦政府的伙伴与民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者;三是保障基本民生与社会稳定。不过,非政府组织也存在外国捐助机构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对约旦本地干预、控制和渗透的风险。影响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民生领域活动与发挥作用的因素如下：约旦民生状况、约旦政府政策、伊斯兰传统文化和约旦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短板。总体而言,约旦政府在民生领域起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起辅助作用。从长远来看,约旦政府应当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并引导其继续在民生领域开展活动,以填补政府在民生领域的不足,但也要严格控制其参与政治活动,警惕外国势力借非政府组织干预约旦国家内政。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思潮

多种思潮来袭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论及欧洲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时说,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阶级、阶层抑或利益群体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社会政治、经济样态,对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以及社会变迁的目标模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而渐次把各自的主张诉诸实践,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这样,欧洲的社会转型或者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治思     

利比亚战后乱局中的部落因素

利比亚战后未能实现政治和经济重建,相反却陷入了严重动荡,恐怖极端势力趁乱进入并大幅扩张。利比亚战后乱局形成的原因众多,其中部落因素成为造成当前政局动荡的主因之一。具体而言,部落因素对政权过渡、经济重建、安全环境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多重影响。此外,在利比亚未来的政治和解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部落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