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徽州学徒

明清时期的徽州俗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是徽州的男子到了十三四岁,便要离家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在经历了学徒阶段的学习和磨练后,这些徽州子弟正式走上经商之路,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经商营生,铸就了明清两季徽商的辉煌与荣耀。     

明清徽商发展与儒学的变化

商人阶层的崛起是明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中较为突出的特点。作为明清商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徽商的发展对明清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徽商的竭力宣扬和践行,不断调和义利关系和贾儒关系,不仅使明清儒学中义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改善,还推动了新四民观的建立;而徽商将儒家学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经商和社会实践中去,并打通贾儒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儒学＂由儒及贾＂的下移的行为,则进一步推动了明清儒学的世俗化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

明清一批徽商小说突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艺术地写照了徽商的商贸活动、生活追求与价值观念，显示了徽商的存在价值。小说以或真或幻、亦庄亦谐的笔法揭示了边商、盐商、典商等徽商的发财之道，宣传了经商赚钱天经地义的商人哲学。小说再现了徽商久涉江湖、婚外恋多的生活实相，反映了徽商不重名分重情分的情恋观。徽商的价值观念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它提倡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它信奉金钱万能，又向往官府至尊，故特别注重兴校办学，化贾为仕，官商一体；它还鼓吹发财第一、个人至上的道德观。这批徽商小说推动了明清市民文学的高涨。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试论明清时期徽商的经济伦理

明清时期的徽商是一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力量,其资产之盛、足迹之广、声势之大恐怕只有晋商堪与匹敌。徽商遍布天下,以致世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这里,我们发掘徽商的经济伦理,旨在探讨徽商经营发迹的内在的非经济因素。这对今天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会有某些警示和启迪作用。     

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及其原因和影响

明清时期，商人捐纳已成风气。徽商热衷于捐纳是为了牟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保护其财产及其在地方的利益、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免除徭役，而明清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为徽商捐纳营造了比较轻松的舆论环境。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对徽商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徽商实现了由“绅”向“绅商”的角色转换和在徽州地方的崛起；其次，徽商商业利润的封建化不利于徽商资本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另外，也给徽州带来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败坏了徽州的学风。     

明清商人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的趋同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义,义为社会思想道德的一种准则。商人应以义取利,以义制利,以义来规范经商行为。明清商人中有很多良商善贾,他们重然诺、崇信誉,诚实经商,善于经营管理,行仁义、致中和,勤俭、节约、敬业、乐群,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明清商人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商业经营规范与职业道德趋同,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