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从民俗叙事角度来看,"东北作家群"小说呈现出共时性复合叙事的形态特征.多形态叙事在不同作家身上具有鲜明的侧重点.概括起来讲,萧红主要以启蒙叙事见长;萧军重在凸显民间叙事风格;而端木蕻良则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叙事.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寻找人类的“村庄”——王安忆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现象,要么是站在城市文明的立场批评乡村,要么是站在乡土社会的立场批评城市,鲜有作家能够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以一种新的眼光考察城市和乡村的结构关系.但是王安忆却是少数超越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叙事思维的作家,她并不把乡村与城市看作是天生对立的两个世界,既不站在乡村立场批判城市,也不以城市的眼光鄙视乡村,而是带着一种人类学和美学的眼光去观察乡村,结果她找到了乡村和城市的共同点.     

当“背景”成为主体以后——论散文化结构对萧红小说的影响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家,她的小说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文章主要从萧红的小说入手,通过与早期乡土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这种散文化结构给萧红小说带来的深刻影响。     

唐赋叙事与修辞

从中国文学史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角度考察,唐赋似乎应归属抒情传统.然而,唐赋又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唐赋,特别是唐律赋,以辞藻华美著称,修辞在唐赋叙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修辞本身与叙事有着密切关系.从“叙事如何运作”的层面看唐赋赋前小序,作为赋的副文本,或为纪事,或如寓言,几乎都是有助于赋之主题阐释理解的叙事文章.而唐赋作家又往往运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技巧来叙事,从而在赋的修辞与叙事之间建立起一条紧密相连的通道.     

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色戒意识”与张爱玲的逆向书写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禁欲主义"经由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双重阐释积淀为一种"色戒意识"并渗透于传统文学叙事中。这种古老的"禁欲主义"的幽灵虽经"五四"现代启蒙思想的强光照射,却并未消失,而是依旧隐现于新文学的创作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笔下,这种传统的"色与戒"的两难更变相为"情爱与革命"的冲突并一直影响到50—70年代的文学叙事。张爱玲的《色.戒》是一个异数,她是以一种"逆向书写"为以往父系意识形态下的"色戒"重新释义。这种"阴性叙事"解构了宏大的革命乌托邦和英雄话语,显示出了别样的审美意蕴。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形塑——以丁玲的“转变”和赵树理的“发现”为例

1942年后的解放区小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形塑的结果.这一形塑,既表现为小说界整体叙事版图的再造,更表现为具体小说文本叙事各层面如故事结构、叙述话语、意义调度上的改变.形塑过程中,也曾受到作家们某些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抵制最终以叙事裂缝的形式,呈现在了小说文本中.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的文化开掘及其意义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绝不是文学的轻飘飘的纱衣或作家故弄玄虚的噱头,而是包蕴着现实历史的剪影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心理的丰富沉积的创作现象。魔幻叙事对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和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的开掘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转换利用,     

“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

作为新世纪十年最醒目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在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立场得到广泛注目与肯定的同时,其对苦难的过分渲染堆积,以及人物性格简单化、故事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也一直受到诟病,这无疑成为底层叙事亟需突破的写作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的分层、流动和变异现象受到作家们的重视,成为其书写视域拓展的重要表征。然而从更高的审美追求来看,底层叙事还更多地徘徊或止步于叙述对象与书写形式的变化方面,而并非艺术水准的真正提升。在对底层叙事进行整体性观照的同时,可看到由于消费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和过于贴近生活的书写现象,使得底层叙事缺乏精神资源的支撑,而这种精神资源须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去寻找,使底层写作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品格得以拓展与提升。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     

元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回归传统”现象

在元明清叙事文学中,张扬个性及情感的文学作品,结局或回归于"理"性,或就范传统礼俗,或约束于传统的价值准则,形成叙事文学中的"回归传统"现象。在伟大的思想变革之前,文学人物向传统回归是作品人物为改变境况、消除焦虑的作出的不得已选择;从作家角度看,向传统回归是作家慎重而自觉的刻意选择,其创作态度是积极负责的;回归传统部分,并非完全迁就"理",还有肯定与张扬情的内容,它是叙事的转捩点,新故事的渊薮,是对人物性格的升华,使得故事相对完整。     

对“走向民间”的再反思——以《九月寓言》和《心灵史》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导致中心离散和价值多元,也带来知识群体的精神疲乏与角色茫然.走向民间便是重建精神理想的一种选择.在文学领域,它使作家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话语和巨型叙事的束缚,重新回到个人立场上的写作常态,并使当代文学延续了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但在走向民间的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价值判断的迷失,过分依恋民间文化而丧失个体立场,注重人性解放却拒斥现代文明等问题.走向民间的精神探求与文学实践还远未结束,对这些问题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