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入世”对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其完善

《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协议》、《金融服务附录》等是WTO金融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中国“人世”议定书对银行业作出了具体承诺.“入世”对我国以“三大银行业法律”为基础法律框架的形成及以“三大银行业法规、规章”为核心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存在不足,诸如：僵化的分业经营模式,缺失的存款保险制度及低效的银行业监管制度,严重削弱了与外资银行博弈中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我国银行业应实行混合经营模式,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监管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历史、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我国“计划型”社会保障制度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巩固新兴社会制度 ,显示和巩固国有经济地位等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缺点是 :存在不公正性 ,不能调节经济结构 ,缺乏必要的论证 ,带有阶层歧视色彩。 80年代以后 ,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 ;2 .保险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 ;3 .确立了失业保险制度 ,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 ;4.“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逐步确立。在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目标方面 ,应坚持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指导思想 ;在如何实行“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细节上 ,应建立“附合保险型”模式 ,即以社会保险为主 ,以社会福利为辅 ,以社会救助为补充 ;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问题上 ,应开征社会保险税 ,改行政性收费为强制性收费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投资活动发展迅速,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与之相应的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建设却进展缓慢,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我国应审视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从完善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两个层面,建立以双边模式为主、单边模式为辅的混合型投资保险制度,构建投资者与担保机构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合理拓展对外投资主体的范围及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规范依据和保障。     

“入世”与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与世贸组织基本制度尚存在一定差距 ,为此应确立我国对外贸易的透明度原则 ,进一步放开外贸经营权 ,改革进出口管理体制 ,加快服务贸易立法步伐 ,完善对外贸易保障措施。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

“入世”深刻影响了我国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 ,推动政府行为的法治化 ;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依法行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转变执政理念 ,二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三是实现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四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 ,五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六是完善行政法律监督体系 ,七是在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中提高公务员法律素质     

我国现行外贸代理制的法律思考

“工贸结合，推行外贸代理制”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企业从事对外贸易实行“许可”制度，因而外贸代理制的实施可以使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转变为委托代理关系，融合工贸双方的利益，提高联合经营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我国自1984年推行外贸代理制以来，因立法上对代理制度规定的不完善以及规范外贸代理制的规章和法律与基本法规定的代理制不统一，导致对外贸易代理关系法律性质认定上的混乱，所以实施并不通畅，法律上的困惑颇多。1991年8月对外经济贸易部为完善对外贸易代理制，明确代理各方当事人的…     

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立法探讨

目前我国涉农保险立法仍然缺位,因此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立法非常必要。我国一些地区已经进行涉农保险的实践,随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经济、理论和制度层面已为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立法提供了可行性。涉农保险法律的功能包括规范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涉农保险法律制度的根本价值在于正义、保证农业安全、农民利益和农村稳定有序。我国涉农保险优化发展法律制度的价值的实现,需要国家的干预与介入,立法应坚持非营利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原则。涉农保险优化发展的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内容和制度设计。     

网络“裸持”信贷中的犯罪及其刑法规制

通过分析“裸持”信贷中的犯罪现状,可知我国法律对裸持信贷规定存在不足。此类犯罪行为具有多样刑法性质和特定的犯罪规律。结合域外英美对信贷的立法、监管方面的规定,应当从刑法规制路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构建解决措施,完善规制裸持信贷的法律规制路径。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法律表现

本文系统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概念及其法律化。“一国两制”在我国法律体系各个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中均有表现。宪法是“一国两制”法律表现的最高形式。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国两制”全面、系统的法律表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解释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些也是“一国两制”的表现。法律表现的多样化显示了对“一国两制”的多层保障和它的重要意义。今后尤要着重解决两地的法律冲突问题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若干思考

西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如“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过分夸大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其局限性及制约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出口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促进出口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双增长。     

关于确立“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思考

"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中公司法上特有的法律制度,对有效规制"假外资"、"假合资"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荷兰、日本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表明"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为公司国籍判断标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及价值取向等。我国要在现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外经验,结合实际,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保险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如实告知义务的要求

保险的制度特殊性决定了对保险活动的当事人的诚实信用的要求“最大” ,这种诚信要求最大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规定了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应当明确增加保险人为如实告知的义务人、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相对人行使权利的期间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从1983年开始的历次“严打”斗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犯罪高发态势并没有彻底缓解,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本文拟从“严打”刑事政策的刑法法理基础、发展特点以及对“严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的认识等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促进我国刑事政策的科学化和刑事实践的高效化。     

从三支柱到五支柱：中国社会养老模式的未来选择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三支柱”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但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借鉴世界银行老年经济的“五支柱”模式,我国各类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包括：（1）建立不适用任何法定职业养老保险制度老年公民的非缴费型的“零支柱”;（2）健全缴费型的“第一支柱”,即有效保障有正式工作公民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年金制度;（3）进一步健全强制性的“第二支柱”,即提高有正式工作公民退休后生活质量的职业养老金制度;（4）进一步健全自愿性的“第三支柱”,即保障公民个人的自愿性的个人商业保险养老金制度;（5）进一步健全非正规保障的“第四支柱”,完善伦理性的家庭保险养老制度。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二元”模式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没有突破初始选择的框架,自始至终在“一元”制度框架内演进,这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源。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和完善“二元”农业保险制度,即一般性农业灾害保险沿用既有的农业保险体制和组织结构,农业巨灾保险由政府主导,采取循序渐进的形式,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巨灾保险体制,由此构建“二元”农业保险制度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