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思想的经济学分析

“人本管理”是西方管理学革命的方向.产生于中国的“鞍钢宪法”直接引发了管理学的革命.“鞍钢宪法”中的“民主管理”思想比起西方的“人本管理”具有更多的内涵:它不但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解决了企业管理中的一些难题,同时还是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体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企业管理中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在介绍“鞍钢宪法”产生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视角作了一个简要分析.分析表明,“鞍钢宪法”不但是管理学的革命,也为经济学中解决企业理论中的交易费用问题和监督难题找到了思路.     

从“彼”浪漫主义到“此”浪漫主义——阿多诺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主体性哲学的反思

阿多诺放弃了卢卡奇那种积极入世态度的＂革命＂浪漫主义哲学,从同一性哲学转向了＂非同一性＂哲学,而剖析其批判指向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哲学仍是一种反对革命总体性主体后的个体性主体的浪漫主义,其实质只不过从＂彼＂浪漫主义转向＂此＂浪漫主义。     

“无差别境界”是客观存在的吗?

周谷城教授的立论是:“矛盾既是可以解决的,就必有不矛盾的时候,就有无差别境界或不矛盾境界。这一境界存在于旧矛盾解决新矛盾开始,旧过程完结新过程发生之间。”他无疑认为“无差别境界”是客观存在的。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矛盾的解决”?所谓矛盾解决只是指事物经过质变而解决了旧的统一体中的矛盾,旧的矛盾发展过程让位于新的矛盾发展过程,而并不是说没有一切矛盾了。客观辩证法告诉我们,由于物质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之网,因而在前一种事物中必然有着发展到后一种事物的内在因素,在旧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就已孕育着新的矛盾(这     

从“刚健激越”到“哀而动人”——论1920年代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流变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歌谣一直肩负着重要的动员使命。作为中共革命开端阶段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情感基调经历了显著变化——由“刚健激越”转向“哀而动人”。这种风格流变关联了几个重要面向：首先是安源工人运动领导者各异的个性气质以及革命思潮的变迁;其次是“哀而动人”动员策略下的诉苦主体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体;最后是激越豪迈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和激进的现代革命修辞转向对“孟姜女变调”传统歌谣形式和“牛马”等受难意象的征用。安源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哀而动人”政治美学成为井冈山时期、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情感动员的重要资源。     

论殷夫诗歌的“类”的自我表现

殷夫的诗歌最初以个体与群体二元分裂或共存的对立统一方式作“我”的自我表现,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他自觉地将个体追求与现实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命运结合起来,并将其内化为心灵的本能体验和重组生活的艺术潜能,由此,“我”的自我表现上升至“我们”的即“类”的自我表现。这意味着,只要“我”把生命投入到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我们”）中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将反哺“我”,并使之朝着真正“类”的自我前进。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及原因探析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是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出于对民国政治建设寻求借鉴的动机而关注俄国“二月革命”的李大钊,因其自身深厚的政治学养、特殊的“调和”观和朴素的辩证发展观,最终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是开启世界新潮流的标志性事件,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独到贡献

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的显现特质是将革命的重心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领域转向了内在的心理和意识领域,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日趋严重的深切忧虑和对当代工人阶级状况深入剖析是其社会变革战略的立论之基和立论之源.虽然,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由于现实主体的缺位,却最终沦为真正的乌托邦.但是,他对"总体人"的关注、"总体革命"的探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诠释又是其理论的独到贡献.     

李定国“扶明抗清”探源

李定国云贵抗清,是一曲遗恨千古的悲歌。李氏在抗清的同时为什么要扶明?为什么酿成壮志未酬的悲剧?悲在哪里?恨在何处?如果我们仍循传统的模式,继续把注意力摆在个人品格和农民军活动本身去考察,不“把历史看做一个有联系的,尽管常常有矛盾的发展过程”,就不能拨开历史的云烟,作出令人信服的评述;如果我们从农民革命目的、农民阶级     

红色的战歌 胜利的预言——读殷夫的《血字》

殷夫,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第一个真正的诗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洒尽自己的鲜血;他的鲜血又浇灌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之花。烈士的革命业绩和壮丽诗篇,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和中国新诗发展的史册,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殷夫原名徐柏庭,又叫徐白,读书时名徐祖华,殷夫、白莽等是他的笔名。他是浙江省象山县人。自幼爱好文学,十三、四岁就开始学习写诗。后来到上海读书,先入中学,后入同济大学,并参加革命。一九二七     

重思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经典命题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论, 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 “哲 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 马克思是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理论诉求以及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之间存 在何种关系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 探讨 “哲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理应自觉置于马克思创作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 的学术背景和时代环境进行考察, 马克思视域中的 “哲学家们” 实际上具体指向某一类人; 在是 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诉求上, 马克思确实舍弃了哲学性质维度的 “解释世界”, 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认 知意义上的 “解释世界”; 在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关系上, 要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哲 学观变革的意义予以整体审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重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 对继承与发 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及其价值旨趣具有重要意义。     

“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     

乡政建设与社区研究 ———读蒋旨昂的 《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一批优秀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中国人文社 会科学 “本土化” 做出了卓越努力。 蒋旨昂属于他们之中拥有明确 “学术自觉” 的佼佼者, 他的 《社会工 作导论》 以 “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之体系” 为目标, 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最初尝试。 而 《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 则立足于社区, 把田野调查一类 “地方性知识” 融入学术表达和理论建构之中。 著 名人类学家施坚雅在 1964—1965 年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系列论文, 主要依 据的是其在成都南郊的高店子一带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 而蒋旨昂就是施坚雅在华西协合大学访学期间的指 导教授。 尽管施坚雅受到蒋旨昂的影响, 他和蒋旨昂的基本取向还是有不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