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仓储职官考述

仓官在汉代的官职体系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管理仓储,行使有关行政、经济事务职能的载体,汉代国家极为重视对于仓储日常事务的监控,并且依照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郡到边郡的仓储职官体系,这一体系从西汉到东汉屡有分合变迁,并且在秩级、职能、属员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西夏时期黑水城地方行政建置及职官考述

西夏时期黑水城地方设监军司,黑水监军司既是地方行政单位又是军事机构,黑水监军司中设转运司和仓储库局,同时,监军司受经略司管辖。黑水城地方各部门官职及其品秩较为明确,黑水监军司中刺史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出监察功能的一面。西夏政权通过经略司、刺史、转运司、库司的政务运行限制黑水监军司权限,显示出中央集权的趋势。西夏末期,黑水城地方建置似乎兼具监军司和州城制度的双重性质。     

西汉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从初期至中期,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皇权,收归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和治民权,降低诸侯王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逐渐降低王国职官的官秩、俸禄级别,同时减少王国所属吏员的数量。昌邑王国只是西汉中期诸多王国中的一例,昌邑王国的职官设有太傅、少傅、相、中尉、郎中令、仆、卫士长、内史、礼乐长等,其职官数量不多,地位亦不高,主要职责是辅佐、教育、保卫与侍从昌邑王等,已不再拥有治民之权。西汉中期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结构完整,官吏齐备,制度健全;二是与中央相比,官秩地位降低,俸禄、吏员较少;三是在中央王朝的强权下,以文官为主,以儒生任武官,弱化武官,防止叛乱。因此,从昌邑王国职官制度来看,昌邑王刘贺的政治阅历和政局掌控历练是有限的,加上这些职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整体上根本无法与中央职官相比,这或许是后来昌邑王刘贺被废的一个因素。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职官文书考释

《黑城出土文书》中一件职官品级表,为我们提供了部分元代职官的名称和品级情况,通过考证,可以断定这件文书最早产生于元代晚期.其中的一些记载,可以作为印证和补充《元史》的重要资料.     

大清律官员犯罪律文考论——以“职官有犯”律为例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封建社会经济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典章制度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清代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法律制度的历史价值。"职官有犯"是《大清律例·名例律》中的一条法律,根据清代"职官有犯"律的规定,官员犯罪,无论职务高低,所司皆须开具事实,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问。清代皇帝是最高立法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审判官,控制国家的最高司法权。     

中国古代地方职官设置与管理智慧

中国古代王朝为了实现统治,必然要在地方各行政区普遍设置各种官吏,赋予他们以一定的权力,并使他们在中央的指令下,推行政策和进行管理,构筑网络状的组织.地方行政区划虽然因时而异,组织结构也随政治形势不断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在调整地方行政层级,完善地方行政制度.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在地方职官设置上,有正佐监督制、主官负责制,在二者运转不协调的情况下,以监察权力介入地方行政事务,进而导致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发生变化.如何协调正佐监督制、主官负责制、监察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中国古代王朝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天值得研究并且吸取经验教训的问题.     

浅析明清时期监察法规和职官考绩

明朝承前之势,推进监察法规和考绩制度的完善发展,规范监察机构的实施方法,强化职官管理;清朝集前朝历代之大成,强调法制地位,完备监察法规和职官考绩制度。在明清两朝的君主专制背景下,作为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两项重要制度——监察与考核实现了以监察为主,考绩为辅的封建监察体系的构建。     

论柔然职官的氏族构成

柔然汗国是以柔然本部为核心、联合了众多部落的军事游牧政权,对于归属的各部,除了直接吞并外,一般保留了各部落原有的统治结构.柔然汗国的一部分"别部"首豪被授予官职后有了指挥其他"别部"的权力,也代表汗国出使其他政权.而郁久间王族则担任"别部兵"的统帅和"监军".柔然官制及政权结构皆与其内部的"本部"、"别部"之分有密切的关系.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考述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过程。金代官员的致仕年龄,基本上沿袭前代的制度,大约为70岁左右致仕,也有大于或者小于70岁致仕者。金代官员的致仕条件,包括正常致仕、超龄或年老致仕、主动申请提前致仕、因疾致仕、以罪致仕、不胜任者勒令致仕等六方面。金代致仕官员的待遇,主要在俸禄与升迁官位两方面,凡致仕者都可得到朝廷给予的半俸,此外还根据政绩与致仕年龄,普遍给予迁官的待遇。     

信仰与意志:秦汉以前的"自杀"——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前的自杀观念与现代社会不同.通过分析<史记>等文献中记载的自杀现象,可以发现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常的病理现象.了解古人的自杀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并且有助于人们反观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状况.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汉魏六朝时期女史探析

女史是中国古代在宫廷中任职的女官。根据相关记载,女史最早可能出现在周代,在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设置。女史在宫廷中承担协助后妃处理事务、参与典礼、掌管文书、进行宣传教化等职责。女史的地位不高,一般选拔具有文学基础的女性担任。考察这一时期女史的职能、选任、地位,以便进一步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职官制度问题。     

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

东夷在秦汉时代主要指夫余、挹娄、朝鲜、高句骊、沃沮、濊、三韩等部族或政权.就道德生活而言,虽然多数国家或部族内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正规范,但在民族或其政权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不公正,远未产生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道德共识.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婚前性自由的性爱道德权利以及崇尚勇敢、强劲的道德价值趋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受外来影响等因素的不同,道德生活也各有其特色.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出土秦汉医方文献研究综述

出土秦汉医方文献是指出土文献中年代考定为秦代和汉代的记载经方的文献,它们出土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研究热潮。本文以关沮周家台秦简、里耶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武威汉代医简、张家界古人堤简牍、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中的医方文献为独立单位,将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秦汉时期饮食经营策略

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饮食商业种类较之前不断增加,这都与当时饮食经营者所采取的营销策略密切相关。贱买贵卖、薄利多销、注重商品质量等经营理念,自有品牌、美女当垆与其他形式的广告宣传,预测行情看准时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经营策略。考察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策略,不仅可以了解彼时的经济面貌、经营者的心理及其所具备的思想基础和民风民俗等,而且对我们当下的经营者也有很多启示。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