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兼议中西方法治进程中人文基础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精神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很重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追求,但是却没有将自由、平等和权利的内容根植于其中,而西方却高举自由平等的大旗。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两者的差异,来探讨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精神没有促成法治的诞生,却将中国社会引向人治的原因。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关于"德治"的历史性思考

本文简述了中国历史上"德治"与"法治"并举的辩证思想,探讨了中国古代"德治"的成功典例和否定"德治"只推行"法治"的秦王朝的失败教训.在分析"德治"不等于"人治"的基础上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德治"传统的基本内容,论述了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念必须把握的三个关系.     

中国刑事法律泛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刑法呈现出泛化的特点,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数千年的法典,尽管分别冠之以"法"、"律"、"统"的名称,实质上都是刑法典。儒家重"德",而法家重"法",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是公权之治。儒家的"德治"不是要废法,恰恰是以"法"为支撑。     

徐复观对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评析——兼与儒家政治思想比较

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经典自由主义主张理性至上、伸张自然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促成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形成;然而以洛克、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资产阶级追求无财产的权利和自由,是以牺牲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牺牲平等和分配正义为代价的。他主张对自由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先秦儒家思想包含的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等核心价值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实行创造性的融合,以便在中国开创体现着民主与法治精神的新型政治文化。     

传统“德法合治”思想的现代观照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视角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文化底蕴。柔性德教与刚性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传统中国治理的优长，道德为制度构建提供滋养，制度为德性弘扬提供保障。中华法系以德法合治为显著标志，在世界不同法系中卓然自立。德教传统也表达了对自由与法律的独特理解，在西方式制度自由之外，东方阐发了文教自由、德性自由的可能性。在当代立法实践中，优秀传统法文化仍然呈现其制度活力，如民法典“家风条款”入典，监察法借鉴了古代监察法制，德法合治传统成为法治实践的有效资源。但对传统法文化需要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传统德治理论也存在一定弊端，如德教伦理的实质内涵是等级名分，强推礼法结合可能损害法律的独立性与个体的内在自由，高扬的德教理念欠缺制度落实等，对此必须理性审视，择善而从。     

儒家伦理治道逻辑的权治观照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以德配天"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1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政治批评

在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时,应基于整体性法学观,正确认识德、礼、法三者的关系,把握中国传统法律之伦理本质。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促进了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但因与现代政治所追求的正义、权利、自由、自治、民主、平等、宽容等价值格格不入,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儒家伦理的治道逻辑—一种“权治”视域的考察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 “以德配天” 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 “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的双轨建构

法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类行为规范 ,二者的关系历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探讨不衰、争论不休的法理学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 ,到西方三大法学派的观点演变 ,二者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作为同属社会调控系统子要素的法律与道德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治国方略 ,既要坚持以依法治国为主导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要坚持以以德治国为基奠 ,深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合理的双轨建构使其功能达到最优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也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即为其实现的必要途径。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新时期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要求树立法治信仰，法治是实现自由、平等、公正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被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是公民道德的重要体现。同时，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公民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树立法治和德治的理念，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新时期治国理念的升华。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历程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经历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初步探索、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到“以德治国”方略的初步形成、全面确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基本治国方略及其创造性发展的历程。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党走上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科学治国之路。     

法治启蒙的内容初探

法治启蒙的内容包括建构法治精神与批判传统政治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即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包括民主意识、契约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在建构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还要大力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我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主要有官本位意识、臣民意识、法律工具意识等。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德法合治”思想的历史溯源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和法治思想在我国和西方都有长久的历史,二者的关系在相互斗争、相互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目前,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回顾“德法合治”在历史上对治理国家的重要贡献,审视当今社会,“德法合治”在治国过程中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