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内涵及法治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 ,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 ,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必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 ,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 ,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从“良法之治”到“制约权力”——古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

从西方古代法治理论的源流来看 ,希腊人把法治从“尚法”观念演绎成“良法之治”,罗马人则把法治从希腊人的“良法之治”推进到“制约权力”,而近代西方法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渊源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慧。因而 ,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源头 ,那么古罗马则架起了古代西方法治理论与近代法治理论的桥梁。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论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法治思维及其当代意义

“法治”是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重要思想,展现出其对前期“人治”思想的新突破。故此,本文着重剖析了柏拉图政治思维转变的历史根源、法治的范式思考及其法治思维特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法治"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通过探讨“法治”在中国历史的演变 ,揭示“法治”的本质即“人治”及其原因 ,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展示“法治”、“德治”的矛盾和冲突     

法治的层次性：工具与信仰

根据治者信守法律的动机和符合法治的程度,法治主导者对待功利的态度,法治理论的社会基础是平民还是精英及其对待法治倾向于工具还是信仰,法治可以分为“工具的法治”和“信仰的法治”。工具的法治相对于信仰的法治,对治者提出的要求较低,其法治目标也更务实,并且切实考虑到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要求,应当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着眼点。     

简析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形成了“礼法合治”、“明德慎罚”、“执法原情”等基本法治精神.这些精神与封建宗法制度、和谐的文化观念、人本主义传统紧密相关,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有重要启示.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地名失范的管理偏误与法治矫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名命名、更名失范现象频出。究其原因，利益驱动是根本，文化冲击是基础，法治不彰是关键。地名管理存在“粗放式”和“运动式”的偏误，其根源在于理念层面低估了地名问题的复杂性、路径层面轻视了“三治融合”的必要性、方法层面忽略了“分类治理”的科学性。地名管理需要以法治为依托来矫正其偏误，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实现协同治理，其次要运用法治方式推进“三治融合”,再次要区分不同情形依法分类治理。     

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国际法新趋势探析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支持促进、发展和实施国际规范和标准。《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以法治来替代强权,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联合国按照宪章推进国际法治的进程,对加强“国际法治”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建立一个公正、安全、和平的法治世界,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     

关于法治的五个追问--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心得*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有必要弄清以下五个命题：其一,法治即依法治国,与民主、宪政、人权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内含着所有人都要守法的要求,其深层含义是依法治“官”;其二,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法治优于人治”历经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已属不刊之论;其三,实行法治,需以保障人权为依归,人权发达则国家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其四,只有将“以德治国”的精义定位为以德治“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五,法治的达成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环节的良性互动,而且离不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权利文化、精英人物诸因素的共同作用。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法治: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治国之路的回眸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选择“法治”为治国方式的坎坷历程载明 :对法的继承没有辩证的“扬弃”,对法的价值缺乏正确全面认识 ,是前期中国法制基础匮乏 ,“法治”受“人治”禁锢的重要原因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是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 ;理论创新 ,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是完善治国方略的保证。回眸得到的重要启示是 :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要保证法治 ,必须思考如何运用江总书记的创新思想 ,解决思想观念问题、解决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加强“德治”建设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     

媒介化社会中“媒治”问题的探讨

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使媒介的社会地位日益突出,媒介的作用也显著增强并日益受到重视.在媒介化社会中,“媒治”的呼声渐趋强烈.文章重在探讨“媒治”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提倡科学看待“媒治”功能,认真对待其正、负效应,主张对“媒治”进行社会监控,认为实现“媒治”与“法治”的良好结合最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     

结构与内涵：论当代中国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世俗语境下的法治信仰区别于纯粹意义的宗教信仰,可视为包含了意识、认同和精神三个层次的“结构综合体”。其中,法治意识代表着社会成员对法治全面、充分和理性的认知与理解,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法治信仰中的“法治”究竟为何;法治认同则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层次,决定了看待法治的方式和对待法治的情感;法治精神展示出理性与情感紧密结合、不断交互的过程,形塑出法治信仰的核心内容。法治信仰的培育具有外在性、诱导性、现实性的特征,一方面应当因循“意识—认同—精神”的渐进路径,另一方面则强调培育法治信仰必须以法治实践为基础。     

从《管子》解码中国法治系谱

中国法治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色的法治系谱。《管子》是中国法治的早期理论渊源,体现了法家先驱管仲及稷下学派思想家对古典法治问题的思考,是解码中国法治系谱的重要文献。《管子》提出的“富民利农”理论具有显著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为中国古典法治思想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法共治”“国之四维”“以人为本”等古典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资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世界会计法治三百年及历史启示——纪念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施行十周年

会计法治变迁分析以市场具体发展阶段为基础,以典型资本市场危机为标志.1720年爆发的“南海泡沫”事件、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和21世纪初爆发的“安然事件”把最近三百年来的世界会计法治划分为四个阶段.“南海泡沫”事件反映了会计制度是确保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大危机”显示出统一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安然事件”证明社会市场经济,尤其是现代资本市场呼唤全面会计法治的实现.中国已进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阶段,全面会计法治的实现应该注重提高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和法治保障者的职业胜任力.会计法治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会计法治变迁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