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所包括要素问题讨论简介

近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生产力包括哪些因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对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主义。现将讨论的主要论点简述如下: 有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力包括两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两项。他们的理由一般都是以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为根据的。斯大林说过:“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毛泽东同志也说过:“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在这两段论述中,都是只指出劳动者和     

生产价格论的基本理论依据的虚构性

杨坚白同志和何建章、张玲同志都力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应直接以生产价格作为价格形成的基础。杨坚白同志說:“以生产价格为依据的价格形成,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經济本身的客观要求。”何、张二同志則說:“社会主义經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必然性。”按他們說来,这是由社会主义經济的属于社会化大生产或“社会化大規模經济”所規定了的。杨坚白同志把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价格的形成,解释成是由于“社会生产已不再是簡单的商品生产,而是社会化的大規模生产”,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經济同样     

“五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户主义社会,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几年有人对这种“五形态”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说这“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斯大林的杜撰”。斯大林“不仅这样划分出五种形态,而且把每一种形态同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说这些形态都是由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制约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形成一个僵化的教条”。“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人类社会演进的道路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多线论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当年的构想是一致的”。许多同志写文章阐明“五形态”理论不只是斯大林的观点,而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我是同意后一种说法的,但是否定“五形态”理论的同志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怎样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本文想在这方面谈谈个人的想法,以就教于理论界同行。     

讀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的体会——兼評童書業先生的对“生產关系一定要适合生產力性質的规律”的認識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号的“歷史研究”上讀到了弗·尼·尼基甫洛夫同志的“論不同國家从奴隸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規律性”一文后,使我深深地对苏联專家同志的学識的淵博与态度的謙虛產生了很大的敬意。这篇文章对我們全國研究古代史分期問题的同志們來說,应該說是有極大帮助的。我个人,就曾从这篇論文中学習到了很多东西。从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部理論問题來說,我     

论斯大林哲学建构的合理性——与丛大川同志商榷

<正>在忙中偷闲之际,凭着对哲学问题的浓厚兴趣,拜读了大连水产学院丛大川同志的文章《论斯大林自然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该文发表在《青海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4年第1期.文章称斯大林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并将其模式化.丛文还认定,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使用的是一种纯自然本体论思维方式;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对象是“自然界”,不包括“人化自然”或“属人的自然”;它是“纯粹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是“纯粹自然辩证法主义”,是“自然必然主义”,是典型的独断论的可知论,是非常极端的自然还原论或社会自然主义,是有意摈弃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萌发的“新世界观”.对于作者这一系列“突破”前苏联和我国哲学教科书传统框架的“大胆的”“系统的”创见及     

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論問題——与杨宽同志商榷

楊寬同志在最近发表了“論中国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見本年八月九日《文汇报》一文),富有启发性。他辨明了“民”、“庶民”、“庶人”的身份不是奴隶,“井田”制度是“村社”土地制度,是我完全同意的。尽管如此,看起来我們之间对分期問題还是有分歧的。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分期意見如何,应等待他的全面主張发表以后,經过仔細研讀,再作全面商榷。在本文中,我仅能就楊文所涉及的若干理論問題,提出个人意見,請楊寬同志和讀者指教。过去,我对古史曾有一些誤解,也利用本文可能涉及的地方,进行自我批判和更正。 楊同志的文章,粗粗一看,很令人惊訝,他既否定了西周是封建領主制社会,又否定了西周是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更否定了西周是典型(希腊、罗馬)奴隶制社会。讀了以后,使我徬徨无主,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世界史上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嗎?西周是不是原始社会或資本主义社会呢?显然不是,那怎么办呢?幸而楊同志在結語中說:“西周該是奴隶制社会”,这才使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下来。但既說西周是奴隶社会,却又認为西周既不是古代东方型,又不是古典奴隶制型,在我們看,是很难說通的,就从这里談起罢!     

论斯大林的几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列宁加以发挥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斯大林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范畴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是斯大林对唯物史观的发展的重要贡献。但是斯大林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也还有一些不够确切的地方。本文就斯大林在发展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贡献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而人们的实际活动,主要就是物质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下过明确的定义。斯大林的贡献在于他对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不容修正——批判刘丹岩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不断增加论”

近几年来,刘丹岩、高清海二同志宣揚一种奇談怪論,說什么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三个組成部分,“創造”一种馬克思主义組成部分“不断增加論”。 刘、高二同志在其所著“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書中,既要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割出去,又要从根本上修正馬克思主义的三个組成部分,而美其名曰反对“凝固”和“僵化”,来“发展”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主义的三个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三大基石。在这个問題上的     

为什么要研究物唯主义方法?——兼答满都夫同志

近几年来,我在提出应当研究唯物主义方法的看法并尝试对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曾在有关文章里就为什么要研究唯物主义方法的问题作过一定的论述。据一些读者反映,对此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本不打算冉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但是,从最近一个时期听到的若干读者的意见来看,我感到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这一点从满都夫同志的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的《对“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中,便町以清楚地看出来。如他写道:“总而言之,把唯物辩证法分成两种方法论,甚至进一步要提出独立的“唯物主义方法”这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纯粹推理逻辑游戏的产物,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可以看出,满都夫同志对我研究唯物主义方法以及对唯物主义方法本身的看法,“判决”都是很严厉的。然而事情究竟是否如此呢?我觉得这是需要予以明辩的。     

美学问题争论的分歧在哪里

一在讀了“人民日报”上蔡仪同志、朱光潜先生、李澤厚同志等最近关于美学問題的文章后,觉得有些意見耍說,——尽管我的意見可能是錯誤的。首先,我想就蔡仪同志对黄葯眠同志的“食利者的美学”的批評說几句話。蔡仪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評是有正确部分的,沒有必要为黄葯眠同志的文章中的缺点和錯誤辯护。但是,这一批評是不公正的,它的批評方法态度上不仅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在論点上也并不都是科学的。我觉得,蔡仪同志的批評方法、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是因为他的批評不完全     

论根据与条件

根据与条件是唯物辯証法的一对关于因果性的范疇。对一定对象来說,所謂根据,就是它之所以存在、变化的根本原因;所谓条件,就是指的制約着它的存在、影响着它的变化的各个因素。在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在我們的大跃进中,我們經常地要遇到有关根据与条件的問題。提指标,要考虑根据;訂措施,是为了创設条件。我們对于自己所担負的每项工作,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認識它是“什么”,而且要認識它的“为什么”——为什么应該这样作而不应該那样作?为什么这样作了做多快好省,那样作了便少慢差費?要答复这个“为什么”的問題,便必須說明因果关系,也就是必須理解自己的工作任务的根据和条件。不过本文不打算涉及根据和条件这一对范疇的各个方面,而只想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论来說明一下:(一)唯物辯証法关于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說是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根本对立的;(二)既要全面地分析条件来把握根据,又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創設条件。这两个論点,我以为,对于我們每一个同志都是有迫切的現实意义的。     

“抓早”

“早”是什么意思?用古話說,叫做“先其时也”,用我們时代的語言来講,就是“走在时間前面”。夺得了“早”字,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权。正象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說的:“早字貴如金”。“早”是要靠人們发揮主观能动作用来爭取的,这就叫“抓早”。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发展是不停頓的,而又是有阶段的,因此,我們在做一切工作的时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关系——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并与毛崇杰同志商榷

有一个相船已久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与应用,即,辩证唯物主义是下半截,历史唯物主义是上半截,二者合成“一整块钢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法似乎具有权威性,因为据说它源自列宁。毛崇杰同志在与陈荣富同志商榷的文章中就重申了这种看法,并以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为佐证。但是我们认为,列宁这句话的意思恰恰不是象毛崇杰同志所理解的那样。本文拟就此谈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与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毛崇杰同志。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批评问题——读两篇评论李亚农同志的历史著作后的几点意见

当李亞农同志发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和“周族的氏族制和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以后,一九五四年我會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消息”上著文評介。当时国內历史学者却报之以沉默,而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却把“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譯成了外文出版。最近兩年来,李亞农同志又繼續发表了“殷代社会生活”和“西周与东周”,并將过去出版的三本著作不断地加以修訂。正如他在“西周与东周”的序中說:“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在出版之后,承各方面的朋友們同志們好意地指出一些或大或小的錯誤,因而在重版之际,都有所改正”。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說,李亞农同志把他多年辛勤鑽研的結果貢献給中国历史科学的     

关于唯物主义方法的几个问题

关于唯物主义方法,我在两篇文章中已作过专门的探讨①。现根据有关专家、学者和同志们所提出的问题或意见,继续就这一方法作一些讨论。 一、关于唯物主义方法的独立地位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已发的两篇文章中作过一定的说明,但有的同志觉得还不够充分,另外也有的同志持有不同的看法。考虑到这是涉及我们所主张的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也即唯物主义方法究竟可不可以独立地予以提倡和强调的问题,因此这里再作一些补充和较为集中的说明。     

对政治经济学几个问题的探索

(一)关于“人及其需要”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具体的表述上也不尽完全相同。他在“雅罗申柯同志的其他错误”一节中说道:“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同志不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表述为“人的需要”,而说成是“人及其需要”,这是为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用语是非常严谨的,因此他这样讲,而不那样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南共綱領是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同时,又是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議的宣言相对抗的。但是,铁托集团却大言不惭地說自己是“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因为他們如果不披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就不能欺騙別人,不能实現铁托在普拉濱演說中暴露出来的野心。铁托在普拉濱的演說中曾經說过:“实际牵涉到的問題是:新的方針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得胜——这种方針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現在的問題是:这条路线(按:就是所謂南斯拉夫路綫)得胜呢,还是斯大林路线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級民族主义的方針,修正主义路綫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他們还想从“各方面努力”,使这条背叛无产阶級利益的、背叛馬克思列宁主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质疑

我赞同卓炯同志否定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观点,斯大林提出这两条“规律”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首先,斯大林片面强调社会的生产关系,强调整个社会的“高级赢利”,这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是贯穿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规律。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规律却存在极大的误解。以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要适合社会的生产力,这样地理解是比较片面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和劳动资料这两个要素构成的。但是,如果这两个要素都处于静止的状态,那么它们只不过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并没有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而要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就必须在运动中使它们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实的生产力,首先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的具体方式,即具体的生产力,在各个具体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社会的生产力。由于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各不相同,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也有差异,因而,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肌体的各个细胞、作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结合的直接场所的各个企业,其具体的生产力水平也必然是千姿百态的。社会的生产力则与此不同。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是由各个具体的生产力组成的,没有具体的生产力就谈不上社会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