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 ,其行为人应具有非义务性、正义性、直接面临本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和实施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的法律特征。当前 ,对见义勇为的社会控制应在充分发挥道德作用的基础上 ,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控制。在坚持对见义勇为人员保护为先、保护见义勇为的责任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正确处理见义勇为不当造成侵权 (或者防卫过当 )、区分特定主体的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的原则基础上 ,从立法理由、立法形式、框架设计方面加强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构想     

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

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规定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救济和保护,社会和国家对此责无旁贷的负有义务。但是,对于因见义勇为行为而受救助的受益人而言,在法律上也应负有赔偿或补偿见义勇为人所受损失的责任,两者之间产生一种无因管理之债     

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地方立法完善

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全国性的见义勇为法律,见义勇为的权益保障主要依赖于法律层级较低、制度尚不规范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见义勇为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应以解决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现实问题为归依,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不断完善,实行政府先行补偿、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救助联动机制、妥善运用救助基金,为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撑。     

关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见义勇为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我们对见义勇为行为在道德上给予高度评价,却很少从法律角度加以观察。本文通过对现行法中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模式的评析,提出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互动作用,完善见义勇为立法的设想,以期对相关立法及管理机关有所借鉴。     

见义勇为损害救济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和缺陷,导致我国对见义勇为的损害救济明显不足,“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进行充分、有效的保障,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关于我国社会“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道德社会学角度，对多数社会成员见义不"勇为"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仅停留于倡导和单纯从道德方面去寻找原因是不够的，能促使见义勇为行为成为社会多数成员普遍、自觉行为的条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应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行为及其约束因素，重新构筑"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基础，才能使见义勇为不再仅仅是少数杰出人物的壮举，推进我们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定位及立法完善

本文从民法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找到其在法律上的准确定位,从而更好地弘扬见义勇为 的高尚品格和精神。     

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

曾大鹏在《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发表《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一文认为，见义勇为可以被定义为，自然人在履行法定职责或特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公共的或他人的利益，而与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的正义之举。在民法属性上，见义勇为呈现出多样性，与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有紧密联系。     

如何扶起坠落的道德——论“见义勇为”单独立法的可行性

2011年10月13日,“佛山小悦悦事件”中的那十八位路人的反应像一声警钟,有力地撞击了中华儿女沉睡着的道德良知.近年来,类似事件频频出现,国人冷漠的面孔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在“小悦悦惨案”发生后,要求见义勇为单独立法的呼声高涨.然而见义勇为这个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究竟适不适合用法律来加以规范和保护,中华儿女坠落的道德要如何扶起,文章将一一展开论述.     

论先秦儒家的见义勇为思想

近年来,各地“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屡见不鲜,感人至深。经笔者研究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便形成了这一思想,孔孟荀从“义”、“勇”、“见义勇为”三方面着手,比较完备地建构了早期儒家见义勇为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意义深远。     

环境侵权冲突法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20世纪后期,国际上出现对涉外环境侵权制定特殊冲突规则的立法动向,在立法内容上显现出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倾向,这是对传统侵权冲突法的一种突破。2002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9编在其影响下就环境侵权的法律适用也做出特别规定,这是立法意识上的进步,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论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适格当事人

按照民事诉讼法"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适格原告包括行政机关、企业法人、农村集体组织及公民等类型,其中普通民众作为原告容易形成群体性共同诉讼,并对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提出迫切需求,而一般民众的惧诉现实也急需环保机关及环保民间组织等单位予以支持起诉,现实更需要立法赋予更多的民事主体能成为环境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对环境侵权诉讼适格被告应根据不同的共同环境侵权类型及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予以认定,并对原告的选择被告处分权作出适当干预。     

徘徊在扩张与限制之间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现代风险社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这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要求。但与此同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扩张式发展又在侵权法体系内部导致困境,使侵权法的价值与功能受到冲击。为了保持侵权法体系的内在协调,各国法律无不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施加某种限制。正是在这种扩张与限制之间,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反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当代的扩张式发展及其所受限制,必须从侵权法的内在协调需要出发,综合平衡各方利益。     

论行政许可设定制度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行政许可、实现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统一,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包括行政许可设定主体、设定权限、设定文件的形式、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范围、设定应遵循的原则等。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实质上就是有关行政许可的立法制度。现行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基本遵循了法治原则、人权原则和公权力配置的比例原则,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宜昌市行政执法状况调查分析报告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宜昌市行政执法状况作出总体评价。总结宜昌市行政执法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改善宜昌市行政执法的对策:要增强依法行政观念,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改善行政执法环境,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监督力度。     

论海上侵权行为法的范畴

海上侵权行为和其责任承担方式特殊性决定了海上侵权行为法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在法律范畴上,海上侵权行为法为海上侵权关系的法律规范按照一定逻辑所形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规范集合;在法律体系归属上,海上侵权行为法属于广义海事法的一部分。以侵犯的权力客体不同,可将其分为海上财产侵权、海上人身侵权和海洋环境侵权三种类型。     

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必将迎来环境立法新的活跃期。提高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因此,环境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实现环境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已有环境立法的弊端,完成环境立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的转变。其次,环境立法要避免盲目移植国外立法即“移植立法”。最后,不能忽视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要减少“突击立法”。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环境立法不再是以前被动的、填填补补的立法,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引导性的、具有适度超前性的立法。要克服已有立法的弊端,建立和强化环境科学立法,不仅要树立环境立法的时空观,注意环境立法的内部性协调和外部性协调,强化环境立法的协调观,还要重视环境立法技术。     

论注册会计师违反诚信的行为及制约机制

被称为"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接连不断的审计失败案例使注册会计师行业陷入了"诚信危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注册会计师违反诚信的行为主要是由于诚信这种非正式契约的不完全性、"政策租金"的大量存在以及上市公司内部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所形成的虚假委托代理关系等造成的。由于我国目前产生"诚信"的制度基础不完备,因此法律约束是最理想的注册会计师行为制约机制。     

论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的同意

在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就他人特定行为的发生或者他人对自己权益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予以同意并表现在外部的意愿。它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包括以下几项要件:必须有明确具体的内容;真实的、自愿的;受害人具有同意能力;加害人尽到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能够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或抗辩事由,从而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但是,受害人对于犯罪行为的同意既不能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免除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同意与受害人故意、自甘冒险、免责条款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