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从赛珍珠的演讲看《同胞》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定位

以描写中国农村生活、体味中国农民疾苦而闻名于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赛珍珠对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是她为其设计的人生定位,也是她苦苦挣扎于东西方文化不同张力之下的最佳选择.然而这样的平衡是短暂而脆弱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往往成为她最终的精神归宿.结合她于1933年发表的题为<新爱国主义>的演讲,仔细分析其代表作<同胞>,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海归派"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试解赛珍珠的"中国情结" ——兼介其小说《梁夫人的三位千金》

赛珍珠(1892-1973),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以小说<大地>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曾任南京大学教授.她热爱中国,发表过不少以中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本文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解开她的"中国情结"(1)热爱中国;(2)了解中国文化较深;(3)受中国影响的美学思想;(4)对中国医药学颇感兴趣;(5)与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婚外恋.     

双重他者形象的背后--论赛珍珠的《西风·东风》

在<东风·西风>中,赛珍珠运用双重视角,同时塑造出了两个"他者"形象.首先,她以叙述者的视角为西方受众塑造了"意识形态"的中国他者形象;其次,她在东方语境中为自己国家塑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他者形象.而这两个他者形象的参照系则是赛珍珠心目中虚幻而完美的美国.     

再谈李约瑟及其"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概括,对世界了解中国,消除误解与偏见作了极好的宣传.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存在"拔高"或"说好话"的倾向.他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被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理论根据.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世俗社会的叛逆者--试论《红楼梦》林黛玉形象塑造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妇女身受神权、族权、夫权等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妇女的生存就是服从,根本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情趣、意志和追求,"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社会的圈子里生活,林黛玉所追求的、向往的都是世俗社会不接受、不理解的.她的追求注定失败,但她的抗争过程却深深感染着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     

谁能绘得萧红影——萧红传记述评

本文分别就美国葛浩文的<萧红传记>,萧凤的<萧红传>,丁言昭的<萧红传>,秋石的<萧红与萧军>进行了分析,比较四本萧红传各自的特色和异同.指出四本萧红传都抓住了萧红生平经历、情感世界中的坎坷挫折;抓住了她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中的矛盾性,从而对她的性格与命运的复杂性、悲剧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对萧红作品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了萧红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性.     

西部马帮的存在与生命之诗--论海男《马帮城》的基本命题及其文学表达

<马帮城>是海男建构自己精神王国的杰出作品,是海男对西部马帮的存在与生命形式所作的一次诗意化书写,她在对赶马人历史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开启了人类存在和生命的空间,完成了她个人精神世界中对"马帮历史"的诗意传达.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中,无论是偏重“德治”的儒家的,还是偏重“法治”的法家的,他们均认为“诚信”是“国之宝”、“民之所庇”;“身正”是治事理政、教化他人的前提;“别善恶”、“理万人”是“法”的初衷。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孔子“德治”思想断论

孔子的政治思想以德治为基本特征,其德治思想源远流长,是对远古和三代以来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和发展.孔子的德治思想内涵丰富,自成体系,相当精辟,是儒家德治主义政治思想不可动摇的基础.在中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上,众多思想家丰富和完善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形成了法治与德治并用的完整理论,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     

从《喜福会》看谭恩美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批判与认同

自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作品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并且成果丰富观点迥异。该小说通过描写母亲与女儿两代人的冲突与隔阂,表现了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透过《喜福会》可以看到,谭恩美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旧礼教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其精髓中的＂孝道＂持肯定褒奖的态度,这说明了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时其思想的进步性。     

先秦儒家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精神意义

先秦儒家在创造性地阐释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案。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一种与人性培育紧相关联的礼制秩序和礼乐文明,它兼具等级划分和仁爱互助的两种功能,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必须“克己复礼”。这与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它仍能给予当代人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兼论“亲亲相隐”制度于当代重构之法律思想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思想,是传统社会中礼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当代许多国家都普遍设立了关于亲属间相容隐的制度时,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却是一个空白,但完善这一制度又是必要的。文章通过对传统“亲亲相隐”原则在制度和理念上的分析,得出在传统与现代的法律理念之间,要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应如何考虑对建构这一制度在思想基础上的取舍。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