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明心”与“成性”——关于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几个问题

＂悔过自新＂说是李二曲工夫论的基石,其建立对现实人性所进行的分属基础之上：人性具有先验的善性,但后天的习性对先验的人性本有之善具有一定的侵蚀,这即是恶的来源。＂悔过自新＂就是克除人欲之私,使先验的善性在人心能够呈现。二曲强调＂悔过自新＂的工夫应从日用常行着手,随事磨练。这一观点既坚持朱子道问学的传统,又强调了陆王心学尊德性的意旨,对中晚明以来的王学末流废修言悟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显示出二曲的学术思想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融摄的特征。     

李二曲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二曲的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不太被学术界重视的领域。一直以来,学术界不仅以“陆王”心学说,“程朱”理学说,兼采“程朱”、“陆王”说和“王学”、“庄”学说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对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析,同时在二曲学的学术宗旨上也观点不一。此外,学术界认为二曲思想的内涵和特色主要表现在“悔过自新”说、“明体适用”说以及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由此而孕育的二曲思想以启蒙和经世致用指向昭示出鲜明的的时代特色。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一致认为二曲思想不仅与关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实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曲思想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刘宗周“一齐俱到”的心性内涵及理论意义

“一齐俱到”,是由刘宗周解释《周易》而独创的思想,是刘宗周理学的核心思想和范畴,也是后人理解刘宗周理学思想的一把钥匙。所谓“一齐俱到”,就是指天地生生之道不是一个前后生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共时性的生生关系,而人能够以心统易,呈现出天地人“相蕴而生”的圆融境界。这就意味着,喜怒哀乐之已发未发并无前后之分,而只有表里之别。心体无动静,却有寂感;性体无间断,而能流行。“一齐俱到”实现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融通,也使儒学中的心、性、气等范畴统而一之。     

论二程的"为己之学"及其对朝鲜教育理念的影响

程颐、程颢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他们在以词章、训诂、科举为主的学风盛行的北宋初期 ,毅然提出了“为己之学”。不像“为人之学”跟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联系在一起 ,“为己之学”是指对“理”的探求与将其内化为提高自身的修养的纯粹的学问观。二程所坚持的这种为学态度对 16世纪朝鲜教育理念上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朝鲜中期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李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和书院的设立及普及来振作了“为己之学”的学风。与当今的教育比较而言 ,“为己之学”的精神与实践具有更强的崇高性和本质性 ,这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方式与教育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李二曲与杨甲仁为例

李二曲与杨甲仁分别是清初关学和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二人相识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丽虚是他们讨论话题最多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刘氏的工夫修养和所至境界。对于程朱、陆王之学，双方都反对门户之见，注重将阳明的心性本体与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工夫统而论之；强调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以及本体在逻辑上对工夫的优先性。而对于《四书反身录》,李二曲重在阐述杞宋“文献不足征”及其产生的后果，而杨甲仁则强调孔子“征”的能力。二人的交游与论学是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跨地域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方苞以“程、朱之后”自任,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游于“程、朱之外”,对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发表议论。他敦崇颜李,主张“济于实用”之学;共友阳明,秉持“毋标讲学宗指”的评价原则;承认佛道“彼家有人”,济佛老而入儒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程、朱理学地位。学界曾提出过“程、朱之后”“程、朱并世”“程、朱之前”的方苞人设,而“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是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     

儒释道的融合和宋明理学的产生

宋明理学或称道学,它是对以程颢、程颐、朱熹为首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一种统称。无论程朱或是陆王,他们均以认识“理”和把“理”作为他们哲学的最高本体。不过一者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着的,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最后根源,就是“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而另一者则认为:“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书》),“心之本体,即天     

关于宋明理学论证儒家伦理道德合理性之形上依据的思考

本文主要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论证儒家伦理道德合理性之形上依据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程朱理学的主要问题是“天理”和“伦理道德”之间对于我们当代的人来看是否存在着必然的体用关系,即从“太极”推到“人极”是存在着必然性关系,还是需要人的深情体会？陆王心学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伦理道德形上依据的“本心”如何在当代发明不起来。     

袁枚批评理学与佛教

袁枚是一位思想学术批评家，以理学、汉学与佛教为主要批判对象。于理学重在批评其“道统”之说与禁欲思想，但对其理论不乏客观评价。于佛教则批评其“绝欲”的虚伪与戒律的荒谬。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朱陆“早晚异同”说探讨——以陈建《学蔀通辨》观点评析为例

陈建坚定于朱学立场,逐年编次辨析朱陆早晚异同之法,对历来持朱陆"早异晚同"说从佐证的时间、论证的方法及其特点等方面给予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是明中晚期朱陆(王)学术争辩中的重要一环。     

清初词坛的"尊柳"与"抑柳"

在明末清初 ,词坛上存在着一股浓厚的尊柳之风 ,“作者非冶容不言 ,选者非目佻不录”。但到康熙初年 ,词坛风气开始发生蜕变 ,出现了批评冶艳词风和抨击学习柳词的思想倾向 ,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毛先舒。康熙中叶以后 ,柳永词在清代词坛的影响趋于衰退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主张师法南宋 ,试图以姜夔、张炎的清醇雅正词风荡涤清初因学柳而盛行的冶艳风气     

从《唐诗玉台新咏》看唐诗与《玉台新咏》的因缘

《唐诗玉台新咏》是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一部断代诗选 ,所选诗歌在言情特质、情感类型、表现方式等多方面 ,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相比 ,存在着明显的承变关系。从中可见唐诗与《玉台新咏》的深刻因缘。     

朱陆经学之别

朱熹、陆九渊在治经学上存在着基本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朱熹遍注群经,陆九渊则轻视经典;在易学之太极说、阴阳说方面,在《古文尚书》"十六字心传"方面,朱陆双方均存在着差异。朱陆经学之别,正是其理学思想各自不同的表现。     

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试论陆九渊与朱熹的诗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陆九渊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朱熹的诗则更多地表现理学为背景的天地之理,两者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造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     

楚公族先祖的居地及其南迁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 ,楚公族的始祖是祝融 ,其嫡祖是季连 ,祝融部落集团的早期居地在今河南嵩山地区双洎河流域一带 ;季连部落初居于今河南滑县东 ,继之移居今山东曹县东南。自穴熊以后至鬻熊之世这一历史阶段中 ,季连部落至少发生过三次迁徙 ,其时间分别在夏代前期、夏商之际和商末周初 ,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分流 ,即有的迁往江汉地区 ,有的踯躅于中原。鬻熊率部南迁 ,是季连部落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南迁     

中国近现代悲剧理论的三种抉择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的大变革时期,作为时代的先驱者和启蒙者,王国维、朱光潜和鲁迅一同将目光转向西方悲剧理论.面对世界性文学的广泛交流,他们做出了自己的美学抉择.     

略论朱熹和郭雍的蓍法之辩

郭雍是程颐的再传弟子,与朱熹生活在同一时代。郭雍认为《易》是圣人为明道而作,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皆为附会。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之书,以《河图》、《洛书》为象数本原,认为大衍之数以及九六七八均源于《河图》、《洛书》,并在此基础上推演蓍法。两人在不同的易学观产生了不同的揲蓍法,郭雍主张过揲法,朱熹主张挂扐法,二人就此进行了往复辩论。这场辩论引起了历史上很多学者关注,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