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对条约冲突的应对

致力于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的《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必须面对业已生效的各类货物运输条约，公约与众条约在内容上的多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上的竞合决定了条约冲突产生的必然性。该冲突表现为三类：公约与单式货物运输条约的冲突、公约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冲突、公约与调整国际货物运输特定事项的条约的冲突。公约对上述条约冲突作出了应对，但存在诸多不足。应从灵活确定损害发生区段，拓宽其他公约得以适用的事项，部分借鉴《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同时虑及未来产生的新公约等多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关于平等权的立法方面

我国立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在平等权方面都有许多规定,我国一贯注重平等权的立法,但我国平等权的立法至今仍与国际人权公约存有冲突,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农民平等权的规定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本思想根源,实现平等权,完善我国人权立法,保护、发展人权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有关人权限制性规定之比较

有关人权限制的问题，我国宪法不论是文本还是理念，都与国际人权公约存在差异，因而产生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我国宪法限权条款有待明确化、具体化，违宪审查制度有待建立。     

《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对条约冲突的应对

致力于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的<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必须面对业已生效的各类货物运输条约,公约与众条约在内容上的多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上的竞合决定了条约冲突产生的必然性.该冲突表现为三类:公约与单式货物运输条约的冲突、公约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冲突、公约与调整国际货物运输特定事项的条约的冲突.公约对上述条约冲突作出了应对,但存在诸多不足.应从灵活确定损害发生区段,拓宽其他公约得以适用的事项,部分借鉴<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同时虑及未来产生的新公约等多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国际法基础

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化具有明确的国际法背景,2001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我国必须履行人权公约的义务,在确认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化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促进我国社会保障的立法的同时,建立健全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人权保障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方面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因其内在的固有缺陷对公民基本人权也造成一定的侵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不仅与我国宪法法律的人权保障要求相背离,而且也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相冲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述评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手段。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正确认识这种监督实施措施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对缔约国报告制度进一步改革，国家应该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美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草案”的政策析论(1951—1953)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着手起草国际人权公约。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上持积极态度,主张尊重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意见,不回避签署单一的人权公约。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以国际人权公约与美国宪法基本精神存在差异为由宣布暂不批准该公约。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持保留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不同诉求。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

本文通过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人权立法与世界共同标准不断接近的轨迹.尽管权利的确立和保障,要受一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采取的步骤应与一国的国情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但毫无疑问,继续缩小两者的差异,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是我国人权立法完善和前进的方向.     

开发性国际金融组织的特权与豁免

开发性国际金融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取得有其法理依据和法律依据。作为特殊的国际组织,它们的特权与豁免的范围受到诸多限制。然而,从开发性国际金融组织的基础性协定以及特权与豁免公约的规定与实践来看,开发性国际金融组织目前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的范围是适度的,足以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并实现其宗旨。中国的法律文件对开发性国际金融组织在中国的特权与豁免做了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规定。     

简论1923-1935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日本在反苏武装干涉失败后 ,为获取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特权 ,与苏联签订了“基本条约”并正式建交。苏联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 1931年“九·一八”事迹后 ,日本向“北满”侵略扩张 ,苏联则不断退让 ,甚至将中东铁路出卖给日本伪“满洲国”。     

欧盟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法律问题

欧盟伽利略(Galileo)卫星导航系统是欧盟在建的世界上第一个民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经历了多年曲折发展,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伽利略管理与运作系统,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系统建设和开发的战略规划、明晰了管理体系、构架了国际合作法律体系,为伽利略的国际应用与推广打下战略基础.与此同时,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法律问题,如国际赔偿责任、豁免和外交特权以及民事责任等.如何产业布局、明晰职责、防控风险,这都是值得北斗导航条例借鉴的宝贵经验.     

亚齐独立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前景展望

亚齐独立运动 (也称“自由亚齐运动”)建立 2 6年来 ,造成当地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影响了整个印尼的稳定和发展 ,成为印尼政府的心头之患。亚独的成立和发展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为解决亚齐问题 ,印尼中央政府采取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在内的综合措施。印尼中央政府决不会放弃亚齐 ,而亚独又得不到国际社会和当地多数民众的支持 ,因此要实现亚齐独立只能是个梦想。目前摆在亚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或接受政府的条件 ,和平解决 ;或继续顽抗 ,最终被政府军彻底剿灭。但其结果相同 ,亚齐将以享有更大特权的自治区地位留在统一的印尼共和国内。     

新中国外交思想的衍沿与创新

新中国的外交思想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到党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的执政为民、以民为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之路。探究这一演变历程,对于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现状和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先秦邦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

先秦邦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是在我国先秦时代持续不断的“并国”、“兼国”、“服国”的过程中发酵、萌芽、生长起来的。现实主义所表现出的远天道、重人道,重征伐、尚甲兵,重霸道、尚兼并,重纵横之术、尚攻伐之道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思想史,尤其是中国先秦邦交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与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体现的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整合。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主要在于它在国家体制上有过重大变革———从封建专制制度变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正是在资本主义政体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通过对旧的外交机构进行改造 ,经过破旧立新 ,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不仅使中国的外交机构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而且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 ,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新理念及其走向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主要致力于应对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对朝政策上,其在"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寻求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针对朝核问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奥巴马政府倾向于"冷处理",继而"多管齐下",在合作外交的框架内展开更加灵活的外交活动,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继续以对话方式处理相关问题,不过美国也适度增强了对朝鲜的威慑力量,奥巴马政府仍对美朝关系正常化持一种谨慎态度.     

论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举世公认的卓越的外交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他冷静观察国际风云变幻,科学分析并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局势,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切合中国实际的外交战略思想。本文从务实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鲜明的时代性与历史的继承性相结合四个方面探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     

非欧盟国家建设 Galileo 和 EGNOS地面站的法律问题研究

欧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有效运营有赖于其在全球各地建立的地面监测站对卫星导航信号的持续监测,并通过公共网络将数据传送到Galileo控制中心处理。然而,某些地面监测站将在非欧盟国家建设和运行,欧盟迫切需要保障这些地面监测站的频率使用权,使其信号免受非法无线电干扰、攻击和窃听,并为其工作人员、通信和文档等寻求外交特权。为此,需要分析1945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习惯法,探讨欧盟的法人地位和地面监测站活动的本质属性,进而寻求欧盟在此方面的司法豁免或执行豁免。     

墨西哥传统外交思想的萌芽与形成

以主权独立、不干涉、各国主权平等为基础的主权原则是墨西哥传统外交思想的核心 ,它是墨西哥国家苦难经历的产物 ,是墨西哥革命在外交思想上的最高成果。这一外交思想以“1917年宪法”形式固定下来 ,成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