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及其原因探析

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在中共历次修改并通过的党章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因而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最大;共产国际政策的全面"左"倾;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错误分析;八七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乃至重大损失。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有目共睹。这种影响和推动,一方面在于它开拓了深入发掘中共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推进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视角。许多中共党史问题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此。但人们或许还很少意识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有助于厘清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存在期间中共与莫斯科鲜为人知的各种复杂关系,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一条全面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始终存在,它并不会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就烟消云散。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米夫对中共六大的筹备与组织

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人物,参与了对中共六大的筹备、组织工作,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他为大会的筹备、组织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利用六大的机会极力扶植他所器重的王明、向忠发。他对六大既起了积极作用,又起了相当多的消极作用。     

鲍罗廷与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中共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有所前进.苏联顾问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五大,却是少数几位对中共五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实际上搁置了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超前任务,而是面对现实,主张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先把冯玉祥接出来,减轻奉军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在革命中心区建立乡村自治,再行开展土地革命.这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坚持国共合作的战略之下,是务实的选择.     

布哈林与中共六大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中共六大的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对于中共六大的召开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大会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导中共六大制定基本路线,实现理论创新。他的理论阐述,不仅极大地引导中共党内统一意志,明确方向,完成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历史转变,开辟革命新道路,而且影响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也存在局限性。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整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其关键在于面临着许多档案文献方面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档案资料,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多的进展。然而,研究者对于集中披露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献史料和历史线索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俄国学者在英国发表的相关史料,却鲜有利用和研究。事实上,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些近年来披露的新资料,不仅可以了解到两者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种复杂背景,而且可以发现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形。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理论刍议

中共“六大”对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予空前重视的原因,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根据现实斗争需要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六大” 苏维埃政权理论的提出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存在许多左的错误;“六大” 苏维埃政权理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尼克尔斯基与中共“一大”

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员中有一位是俄国人,多年来,这位俄国人始终困惑不少国内外的中共党史专家,他是作为哪个组织的代表被派来出席“一大”的？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如何？     

浅谈中共十八大报告的六大新论

中共十八大报告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创新,其中六大理论创新最为重要.这六大理论创新包括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执政党建设的新认识.这些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对向忠发于 192 8年 2月在莫斯科分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的两封信进行述评。该信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原因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 ,弄清向忠发通过两封信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分裂问题”是不真实的和诬告陷害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他别有用心的。进而 ,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是中共党史上很不光彩的总书记。     

真实呈现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一段关系

张秋实近作《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很有价值。该书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基础,记述和研究了瞿秋白从1921年与共产国际"结缘"到1931年被共产国际"赶出"中共领导机构及之后的遭遇,可以由此具体深入地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民主革命和共产党极为密切的关系,加深对共产国际的认识。     

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

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指导方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长时期以来缺乏具体研究。本文主要根据近年传入我国的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档案,复原了史实,厘清了关系。本文认为,第一次起义中,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共产党只从旁参加暗中指导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参与下形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帮助中共在发动第二次起义中,初步形成了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贯彻共产国际新决议的精神,中共正确地制定出了通过独立自主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指导方针,取得了上海第三次起义的胜利。纵观整个过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有正有负,正负交织。其正确的根源和正确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状况,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活泼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状况。     

试析中东路事件对中共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

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左"倾错误放到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去考察,可以发现中东路事件和第二次"左"倾错误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东路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政策的变化,其变化了的政策又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六大"的正确路线,形成了第二次"左"倾错误.     

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论１９２７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徐光寿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服从逐步转变为怀疑、抵制甚至对抗。他先是拒绝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     

“国民革命”的提出与中共“三大”的召开

本文对孙中山、共产国际、共产党三方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作了溯源,并以新的视角对中共“三大”的召开尤其是“三大”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中总结了“三大”的重要意义。     

浅析中共对孙中山北上态度的变化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一生为祖国的革命事业顽强奋斗,矢志不渝,而晚年北上之行,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征程的最后阶段。此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大革命高潮的来临而积极谋求与国民党合作,见证并亲身参与了这一历程。中共对于孙中山北上的态度,由最初的质疑到很快转变为全力支持,这与孙中山北上目标和原则由模糊到清晰密切相关。虽然孙中山先生最终壮志难酬,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就病逝他乡,但他的北上之行促进了革命思想在北方的传播,对于"唤醒民众"的意义非凡,最终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来临。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城市管理思想评析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城市管理思想是在革命与战争的背景下,在应付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中,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苏联城市管理经验和革命年代中共管理根据地城市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中共城市管理的目标是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管理主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多元主体,城市管理途径是政治动员,城市管理模式是军事化管理模式。这一时期中共城市管理思想具有阶级性、革命性和过渡性,其现实启示是城市管理必须从城市实际出发,站稳立场,坚持系统思维。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反应

由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关系 ,苏联一直是中共内外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末期 ,由于苏联推行与美国共同支持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对华政策 ,中共期待苏联支持并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落空。在不可能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 ,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灵活反应 ,通过利用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 ,阻止了国民党独占东北的计划。 1946年春 ,在美苏冷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中共正确把握时代脉搏 ,科学决策 ,与国民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最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