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和民：百姓看不懂，就不算公开

近日，江西九江市庐山区委书记陈和民在布置全区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工作时指出：权为民所用，不是主观上为民谋利就行，还要以老百姓能看懂的方式来“用”。老百姓能懂，是权力公开的底线，但也是非常高的标准。看不懂，那不是公开，顶多算“亮相”。而要以百姓能懂的方式来维护百姓的利益，就不允许公权力“任意驰骋”，可能还要舍“直线行驶”为“曲线救国”，这对基层干部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虽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归依。     

领导须防『惯性自误』

当领导时间当长了,难免会在权力、地位、利益等问题上形成心理和思维定式,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步入“惯性自误”的区域之中了,对自己的领导效能、领导形象等形成隐性杀伤,浪费领导资源,影响领导工作,甚至贻误单位建设。领导者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认真加以防范。权力自误。怎样认识和运用自己拥有的权力,是每一名领导干部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应该讲,绝大部分同志都能正确认识和行使自己的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但也确有少数同志做不到这一点,往往把拥有的权力看成是私有财产、个人领地,别人染指不得,对权力存在畸形认识,从而…     

知识团队的共享领导内涵——基于领导者权力来源视角

由于管理过程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对共享领导的研究在内涵和测量上还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不同领导风格的领导者权力来源,从团队正式领导者和非正式领导者两个层面探究知识团队共享领导的内涵。     

管理者的“囚徒困境”

<正>救活一个企业或许仅需一个能人,但管理精细化就不是企业家一个人能够胜任的事。一般说来,精细管理离不开规范管理、科学管理或者正当管理。负责任的管理者当然明白“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然而他们也深知在社会经济体制转换的过渡阶段,实行精细化管理的同时也要防止别人粗放式管理的侵袭。假如乙企业的管理者通过粗放式管理获得的利益远比甲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大得多, 甲企业实行精细化管理不仅相形失色, 可能还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显得“愚蠢”,甲企业往往也就失去了实行精细化管理的热情、耐心和动力。     

党内监督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我们大量的党员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处于领导地位必然会拥有权力，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以杈谋私的可能。这种“可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力量来制约，就会变为“现实”。     

学会转换谈判压力

正谈判中的压力会直接影响到谈判的结果。最后,一定是压力大的一方妥协让步。但究竟是谁来承担压力,谁承担的压力更大,谁承担的压力更久,谁又能将压力进行转换?需要谈判者火眼金睛进行识别,做出合适的举措。谈判的本质是权力与实力之间的较量,简单来说,甲有求于乙,那么乙相对而言权力较大,有心理优势。有些人因此会有疑问,既然甲有求于乙,肯定甲心理压力较大,因为他需要担心乙答不答应他的要求,在如此境况之下,谈判压力还存在转换的问题吗?为什么压力会相互转换呢?     

试论高校领导者“非权力性”素养的内涵与提高的途径

领导科学认为，领导者领导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作用力素养。领导者工作的作用力可以分为两种，即“权力性”作用力和“非权力性”作用力。“权力性”作用力是组织赋予领导者的一种外在力量，它是被组织授予一定的职务、地位和权力后。对别人具有较大的强制作用，一种敬畏感而产生的作用力。     

对行政成本实行过程控制的思考

强化对权力的过程控制,把权力运用的随意性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可以说是人们既高度重视又长期忽略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个层次的行政领导都对行政目的与行为结果具有自我裁定权,而且具有极大的利益关联度。对于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角色,从政者一般是比较乐意接受的,但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行为结果的绩效评估和责任认定的忽略,更不用说制定责权利一致的奖惩与管理制度了。政府的行政目的,是谋求社会力量的充分协调一致,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协调稳定持续发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政府、社会、公众的需要。它要求从政者…     

团队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对团队创造力影响:基于共享领导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从共享领导视角探讨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团队文化,即团队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采用来自93个团队、588份团队成员与主管配套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团队权力距离显著负向影响共享领导;团队集体主义显著正向影响共享领导;共享领导中介团队权力距离与团队创造力的负向关系、团队集体主义与团队创造力的正向关系。研究发现对我国企业在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重视企业中团队集体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共享领导以提升团队创造力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小领导”如何当出大品味

“小领导”是一个群众性称呼，相对讲，他们职务低，权力小，分管的范围也有限，但在领导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距群众最近，是党联系群众、树立形象的前沿窗口；处于抓落实的一线，上级意图通过他们具体运作实现；多数中高级领导必经这个阶段，初始行为积累对今后领导活动具有持续影响力。因此，如何从大处着眼，当好“小领导”，是每一位居“小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斩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官位越高自由裁量扭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     

坚持"五戒""五要"克服领导语无力

当今社会。领导要树立威信。实现从“树权威”到“树威信”的转变，提高个人的非权力影响力，增强人格魅力．真正发挥领导的核心作用、凝聚作用、导向作用和表率作用，就必须注重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领导在工作中摆架子、走形式，讲话假大空、语无力，不仅不利于树立领导威信，还会贻误党和国家的事业。笔者认为应戒之、矫之。     

浅谈对赌条款的法律有效性分析

“对赌条款”是一种有效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投资工具。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对赌条款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出现由于对赌条款引发的纠纷。尤其是“对赌协议第一案”的甲公司与乙公司的纠纷被法院认定对赌条款无效,在法律界和投资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文从该案出发,从现行中国的法律制度分析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以期抛砖引玉。     

百年党史中的领导力思维:视角、价值、启示

探索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发展轨迹,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活动的内在思维机制出发,可以提炼出动力思维、权力思维和合力思维三大领导力思维。具体而言,动力思维包含引导理想信念的精神动力、满足物质需求的利益动力、激发身份认同的心理动力,权力思维包含实施有效领导必须掌控领导权、“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影响权力的两个重要力量、建立权力约束机制是确保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合力思维包含主体融合、策略组合、情境整合。百年党史中的领导力思维对领导工作有如下启示:把握由弱变强的成长过程中的权变性,把握历史规律和实践规律的互动性,把握变革型领导与时俱进的进取性。     

“家族式腐败”警示录

腐败者一直都在寻求腐败形式的变化。但千变万化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向上的努力。一是寻求“外在”的技术或手段的“创新”，即如何将权力运用得更好，以最少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益；二是稳固“内在”的根基或背景，即如何维持固有的权力或进一步扩展权力，寻求更为稳定的依托。家族参与的“家族式腐败”，可能是腐败者认为的揽钱最佳模式。     

秘书非权力影响力认知与发展

秘书非权力影响力是“影响力”概念在秘书学领域的衍生和发展，秘书要做到辅助领导决策到位不越位，服务群众利益主动不被动，协调部门职能准确不盲目，就必须从认识秘书的权力构成特点与运作机制出发，重新审视文化体制变革带来的管理方式转变的机遇和挑战.     

史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史某在大同电子公司采购部担任采购员,在没有书面授权采购导电泡棉的情况下,私自向甲公司和乙公司采购导电泡棉等货物（并未签书面合同）,并收受甲公司和乙公司“回扣”合计人民币6万余元。当甲公司与乙公司价值一百多万元的货物发到大同电子公司时,大同电子公司由于并未授权进行此项采购,就拒绝验收入库。史某以供应商发错了为借口,迅速将此货物转移,作为废品处理,得款千余元。后来史某从大同电子自动离职,     

甲秘书的改稿经

甲、乙俩秘书,学历资历年龄一样,又同室办公相处多年,可谓难兄难弟。忽一日,甲秘书被提拔为处长,乙秘书仍原地不动坐冷板凳。乙百思不解,遂问窍于甲。至此木已成舟,大局已定,甲便坦然相告:"你的聪明才智全用在‘稿子’上,我的思想倾注在人家的‘心灵’上。"乙闻之如坠入云里雾中,请甲明示。甲正色道:"你拟稿、核稿为何每每要字斟句酌,甚至与领导争执,坚持己     

非权力意识——正确权力意识的核心

权力观就是“观权力”。是对权力的一种认识、一种想法、一种观念。“观权力”主要是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要明确得到权力的途径，即权力来自何方？二是要明确运用权力的方式，即怎样运用手中的权力?在我们国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人民群众赋予了他们拥有的权力。这就决定了现代领导树立正确权力观的核心是必须树立非权力意识。这种非权力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以智为本”还是“以智为贼”？——组织智治的本质、误区与完善

组织管理中到底该如何面对智之体现与智治行为，始终存在争议。主张“以智为本”者认为，正确的智慧引导可以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并有效维系员工激情，减少对刚性权力的过分依赖，增强管理柔性而营造良好的整体氛围。但认同“以智为贼”者认为，所谓领导智慧的充分发挥，归根结底即对权术伎俩的操控，反而更容易引致利益争夺、权力争斗而为民众带来不便。事实上，智治本身并不存在对错之说，其在管理中到底能产生何种效果，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实施者自身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实现法治、德治与人治的协调融合，认识到实施智治的前提是构建成熟的法治体系，智之体现应该聚焦于技术路径层面，智治效果的正向提升必须立足于善智取向。在智治行为得到认同前，领导者须先反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