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技术的价值判断及其伦理向度

传媒技术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性的实在,在一定的社会建制或社会条件下,传媒技术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建构出来的,是进入社会生活过程的一种存在现象。它一般经历了技术虚无→技术实在的过程,然后还要进入社会的使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渗入了人的目的、意志、需要、利益等,成为一种建构性的社会实在。然而,囿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的传媒技术,总是因为受到政治、经济及传媒主体的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判断,从而使传媒技术负载着多方面的伦理向度。     

“科技”概念的后现代审思——从知识论的视角

"科技"一词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有着诸多弊端:或因过于彰显"技术"而不利科学精神的萌生发展,或因技术隐藏在"科技"概念之下而不利技术产业化并遮蔽其可能存在的伦理风险,或因"科技"概念过于含混而难以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而从知识发展的角度分析,以后现代视角审视,"科技"一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科学知识的发展趋势,暗合了后现代科学的诸多特质:有机、生态、整体、非线性、价值相关、地方性等。因而对"科技"概念的认知和使用要建立在对科学和技术关系的自觉辩证之上,要树立真正具有科学理性的观念,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以确保科学、技术和社会良序健康发展。     

技术化交往中的“媒介人”及其主体性适应

在媒介的演化进程中,技术始终是催生新的媒介形态、决定媒介传播力、建构媒介信息方式与传播格局的关键力量.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对技术化传播工具的普遍依赖,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中,人类因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人”.技术在推动媒介进化的同时,也为人们开拓着更多的交往方式与主体性实现途径.技术工具对交往主体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也渗透于人们整合社会关系、建构交往方式、营造生活空间、探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因此,在技术化的交往方式中,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与发展,必然面临着对技术理性、社会角色以及文化价值的全方位适应,并由此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浅析网络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

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对网络技术的价值和技术伦理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对网络技术价值从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来分析,对其社会价值又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方面来剖析;阐述了网络技术对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和其一些失范行为,提出了如何构建网络技术伦理。     

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一个长时段框架

人类历史进程中相继产生了三种对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即文字、印刷术与数字技术。文字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其在瓦解宗教神权、克服知识的偶然性以及塑造人类原始思维与精神的同时，也加速了人类的遗忘以及关于存在本身的遮蔽，教育作为灵魂疗治的“技艺”建立在不断远离“原型”的偶然性之上。印刷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换方式，带来信息交换的几何级数增长。作为人类意识投射的先在性工具模板，其永久地确立了此在主体性激活以及时空意识塑形的“延异”关系，成为现代主体降临的发生学工具，推动了知识转型的历史进程，加速了人力资本教育以及知识型社会的到来。数字技术重构了现代性时空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在主体、知识、媒介以及时空等方面为教育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重新理解“数字土著”与人类教师，传统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数字技术加速了普遍性、具身性知识的消匿，强化知识碎片化、资本化与娱乐化倾向，教育亟需重建知识信任，关注具身认知。进入“泛媒介”时代，数字伦理缺失成为重要问题，亟须通过加强数字伦理学术研究、课程进校、文化创建等方式予以回应。此外，时空变革也...     

论“文化生产力”语境下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的使命意识

“文化生产力”的内涵之一是凝练价值理性,这是文化生产力的思想态因子。“文化生产力”理论在当下中国的直接意义不仅在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其现实诉求还在于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并将其价值理性的主旨内化于现实飞速发展的高技术实践之中。纳米制药技术在保障人类健康的事业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而从价值理性的视角审视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的使命意识,客观上必然需要将其置于“文化生产力”这一现实和深远的语境之下,因为只有从价值理性的高度,人们才会更加清晰地看到纳米制药技术设计者所关涉的使命意识即生命伦理意识、环境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意识。     

“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生态伦理思想探微

党的十八大"五位一体"的发展总布局把生态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和文化伦理有机结合,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类主体地位观、道德约束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实践观等生态伦理内容。     

“技术垄断”：对文化神话的解构

尼尔·波斯曼在其“媒介批评三部曲”中着力审视、考察技术变迁的文化意蕴,强调“技术垄断”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当前,“技术垄断”更是以后现代的方式解构当代社会文化的“神话”,为此,人类急需反思主体的构建,发掘新的文化批判理论,走出文化的迷失并阐释普遍的文化重组。     

现代医疗技术的“身体”伦理

传统医学伦理学意图沟通为"身"的医学和为"心"的伦理,但受到身心二元论基础的局限,传统医学伦理学只片面强调"身"的机械修复而忽视"心"的情感体验,难以抓住医学伦理的意旨所在。现代医疗技术更凸显了对"身"的改造与完善,因而在传统思维模式下医学伦理困境愈发严峻。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审思有必要实现"身体"转向。在身体伦理的视域中,现代医疗技术凭借高技术的运用以实现身心的良善合一为初衷,但在实践中又往往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引发的"身"与"心"的伦理困境,以及主体间对话缺失导致的"我"与"世界"的伦理困境。因此,充分利用身体伦理的学术资源,更新伦理向导的价值基础,成为现代医疗技术发展的题中之义。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向导应当回归"身体",在医学实践中关注与体验具体的活着的身体,在医学伦理实践中打破理性的普遍价值规范的痼疾。     

技术作为“应用科学”之观念的历史溯源——以美国为例

对美国把技术解释为“科学应用”并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的复杂历史演变过程及其演变动因进行了探究。美国关于技术的流行观念形成过程分三个阶段:逐渐形成了把科学应用于“实用技艺”的观念;技术观念演变为“应用科学不过是纯科学的应用”;把科学到技术的过程理解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的过程,即“技术程式”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对美国技术史的研究,指出关于技术的流行观念是一个围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为主线,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社会地位、群体利益等因素参与了技术流行观念的建构。认为关于技术概念的观念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     

语气副词“想”的话题标记功能研究

严译《天演论》出版后,进化主义是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主要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极具特色。他既不赞同泊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亦有别于同时代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进化论的理解,而是通过“人事进化”、“人为力”和“互助”进化等概念提出一种同其三民主义相适应的进化理论。然而,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及其对某些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的理解不甚深入,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又存在一些学理上的疏失,其“人事进化”、“人为力”和“互助”进化诸种提法或许都存在再斟酌的地方。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

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有许多体现现代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因素和内涵.其中各少数民族对自然价值主体地位、自然权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做"理性生态人"等的观点,正好与生态伦理学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其他实体,并对于动物植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这一理论体系暗合.     

绿色发展视野下技术观的文化转向

不同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社会价值取向不同,具有不同技术观。工业文明时期的技术形式为“硬技术”,其特点表现为：构成机理的还原式、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和社会评价的单向性,并在事实层面、本体论和知识论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生态文明下的软技术观立足于整体的自然与人的发展,在价值取向着眼于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其评价体系实现了预先分析与事后评估的结合。绿色发展视野下技术观的文化转型,一要转变技术至上观念,确立技术风险意识;二要肯定自然内在价值,实现生态觉醒;三要构建技术伦理规范,从“伦理缺场”转向“伦理决策”。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科技伦理批判--一个反拨

关于近年来的科技伦理之争,学界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主张将科学与技术分界,是技术而非科学才应受到伦理的规范。这种观点把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从而将科学性质的认识活动排除于实践的有机图景之外,它无视科学与技术的有机联系,必然导致"客观自然主义"或"自然功利主义";(2)认为科学和技术都应该关注伦理问题。这种观点混淆了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之间的区别,把只能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在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身上,实质是变相的"科技决定论"或"科技万能论";(3)科学技术都不应关注伦理问题。这种观点把科学和技术当作与实践无关的纯粹的认识活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实质是割裂了"人—自然"(科学技术)与"人—社会"(主体际关系)的关系。     

环境问题、自然伦理与技术发展的方向——解读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拓展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现代文明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上的全面变革。这一变革需要一种新的、关涉到自然的伦理精神的引导。自然伦理建构的两难困境反映出生态运动理论基础的分歧。对技术的社会基质的分析拯救了技术的解放潜能。生态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方向是把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的进化过程结合起来。     

技术使用者:技术哲学应该关注的一个对象

技术存在的方式在于被使用,只有在使用这一人类实践活动中,才能彰显技术的意义、释放技术的功能并延续技术的生命.技术使用的主体使用者无疑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网中的重要网结,但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用生产话语来解析使用,过度弘扬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主体功能,从而造就了消费异化的图景.在技术已经奏响时代最强音、技术论已经聚焦于技术扩散阶段的现代语境下,技术哲学有必要拓展自己的空间,把技术使用者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有必要认真地解读技术使用活动.     

认识“学习” 学会“学习”

正真正的‘学习',既要注重新知识、新技能等的吸纳,更要重视对所获知识、技能等的理解与消化,并不断用于生产和生活实践,使之内化为学习主体的素质与能力,进而促进人的发展。跨入新世纪,人类社会全面进入以知识经济为引领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强调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利用与创新,"学习"成为决定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学习型"成为各类组织发展的目标追求。于是以"学习"为核心词素的词语非常火热,"处处学习""时时学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成为人们崭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什么是"学习"?你是     

技术责任伦理勃兴的时代境遇及其维度

西方技术伦理的嬗变表明伦理对技术是一种责任,责任伦理是对当代技术最好的责任。技术责任主体的审查及其伦理规范的确立、“风险社会”的挑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成为当代责任伦理研究的重要组成。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风险社会”的治理、技术政治学的趋势成为技术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顺应当代技术责任伦理的勃兴,推动技术责任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合作,对于树立一种和谐的技术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波塞尔技术导向进化观的缘起、内涵及启示

传统的技术进化观忽视“人与技术”在进化中的相融性与共生性，为技术进化沿着自然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潜在可能。波塞尔提出的技术导向进化观，破解了传统进化观将技术物等同于自然物而造成通用逻辑不当的难题，更强调人类创造力对技术进化的驱动、人类往复实践性知识对技术进化的可控、人类责任伦理对技术进化的约束，从而引导技术在进化过程中的活力创新、具体应用及价值取向。其理论价值在于，技术导向进化观不仅回应了以哈里斯为代表的蕴含潜在风险的人类增强进化观，而且对如何反思和重构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