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社与书会──元代两类知识分子群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分野

元代前期，出现了诗社与书会这两类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明显分野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时代巨变，诗社知识分子无所适从，他们心头笼罩着巨大的失落和幻灭的情绪，因而希冀退避到传统价值体系中去寻觅粕神支柱。书会知识分子却能从以为官从政为核心的狭小生存空间脱壳而出，迈步更广阔的生活。价值取向的分野亦导致了不同的创作局面。诗社诗人的创作仍不脱孤芳自赏，洁身自爱的窠臼；书会知识分子则与民间艺人相结合，创造出元代杂剧及散曲创作的辉煌局面。     

从元散曲审美风格看文化风尚的变迁与文学的代兴

元代文人在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文化的断裂后,他们的处境失落而窘迫、心境惨淡而灰冷。但从文学代兴的意义上来说,元代文人之不幸,不仅刺激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风格,成就了“一代之文学”。     

元代题跋创作的继承与发展——袁桷题跋文创作论

从元人其创作观念入手来探讨袁桷散文创作，可以更好地发现元代散文的价值。蒙元对金、宋二朝的毁灭性战争使百年之文化累积受到重创，这导致了元代题跋创作的衰落。袁桷出身于宋末元初著名之文化世家，学术修养深厚，其题跋数量之多，质量尤臻上乘，代表了元代题跋创作之水平与成就。从袁桷的品题鉴赏性题跋和历史感慨性题跋入手，可看出其仍留有自宋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士大夫情趣。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     

元杂剧女性群像解读

元杂剧中塑造了纷繁的女性形象,其间对于女性的价值取向的流露明显是元代文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与精神境遇的折射。其言说形式与叙事模式都表明元杂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在相当程度上仍然难以超越传统男性本位社会伦理观念的框套。     

宋代诗社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

宋代文人喜好集体行为和组织行动,这是现实环境的选择,也同时说明了宋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宋代文人集团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力量,呈现自己的行为方式,希望确立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品格。而诗社的成立更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它不希望做任何神圣物的附庸,它要求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存在形式,这个组织是为做诗而存在,它不同于旧有的一切功利的、世俗的组织形式。诗社的活动、诗歌的品评,使创作从个人活动走向一种群体活动,并进而逐渐在群体中形成相对一致的美学标准和追求,并最终形成一种势力,形成一种风尚和流派。宋代诗社对宋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

本文通过对元代文人遭际剧的分析,得出元代历史剧创作的某些特点:失史求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从剧情安排上又能够看出元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沦失的失落感和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同。     

元代山水画之美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以“元季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创造出具有独特审美成就的山水画境，在创作中以情构境，缘心立意，以笔情墨韵抒发人生信守和志向，表现出飘逸洒脱的生命意趣，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     

元初丰城龙泽山诗社述论

丰城龙泽山在元代初期至元年间出现过两个诗社,即熊升龙泽山诗社和甘果龙泽山诗社。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丰城的地域文化传统。熊升龙泽山诗社聚集的人数众多,堪称元代诗社之最,开启了古代诗社发展的新局面。甘果龙泽山诗社则侧重于山林之咏,崇尚淡泊。熊升龙泽山诗社是有名的遗民诗社,是诗社关注现实的先锋之一,与宋代抚州欧阳彻诗社一道,共同展现了江西的诗社在宋元诗社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元代文人阶层的休闲游览活动——以元大都为例

历代文人的旅游活动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色彩斑斓的一部分，元大都文人群体的休闲游览活动与整个元代政治、经济、外交形式都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分析元代大都城内城市布局、旅游景观，系统地阐述元代大都内文人旅游开展的情况，并归纳元大都文人旅游活动的特点，对开发当今旅游市场和旅游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

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闲适文化之流。在时势的乱局中,魏晋士族文人呈现出的闲适状态和在闲适中表现出的精神怀抱和文化格调,建立了中国文人闲适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为中国文人的闲适精神和闲适生活方式,开启了一片重要的天地。     

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在僧诗创作历史上,寒山子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且有着与传统文人相似的生活经历,他又接受了天台宗与禅宗的佛学思想与禅法,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作充满了内外学之间,及天台宗止观王法与禅宗禅法的矛盾。而超越这种矛盾的禅境诗,寒山子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寒山子是王梵志白话僧诗到文人高雅的禅诗之间的过渡人物。     

论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为例

玉山草堂为元末江南文人雅集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著名文人纷纷聚会于此,他们自由地游山玩水,吟诗结社,研讨艺术甚至评论时事。元代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文人个性得以张扬,他们强调创新,甚至出现了多取向的探索。在文艺创作中,个性化因素逐渐增多,强调对"人"的尊重与宣传,在言行上也显得洒脱不羁,这些都表明了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元统治者主观上冷落、闲置了一大批辅政的儒生力量,却在客观上为文艺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促进了元代文艺的短暂繁荣,这种原创性、开拓性在后来大肆加强文化钳制的明清两代是很难看到的。     

渗透在蒲松龄狐鬼世界中的文人心态

文学的创作经常是被抑制的心理需求的升华。蒲松龄笔下这个包孕着其一生的血泪沧桑和审美理想的狐鬼世界蕴涵着蒲松龄和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子的复杂文化心态。文章从蒲松龄狐鬼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尊儒情结、知己情结、空幻情结等文人情结来深入探讨清代文人在对待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心态。     

从元散曲中渔父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及散曲兴盛原因

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渔父形象,文人们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了或出世或入世的理想。元代文学继承了此种由"渔父"现象延伸而来的关于仕与隐的思考,而仕进之路的堵塞,既使元代文人认识到自身无力改变现实,不如寻求自在的生活,同时文人的传统又使他们对自身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由"渔父"情结引发的复杂心态需要有适合的文体承载,传统的诗词不适合表现这种特殊的心态。起源于民间的散曲以其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引起了元代文人的注意,并着力创作,从而成为"一代之文学"。     

明代台阁派形成

明代前期文坛,台阁派是一支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多是官居台阁的官僚文人。关于明代台阁派文人的创作,古今批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过认真分析台阁派形成的原因,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们应对时代挑战策略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总之,台阁派的诗文创作是他们生命意识的曲折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画禅诗圣”净慈烎虚禅师释明中的生平交游与文艺创作

杭州净慈寺烎虚禅师释明中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浙派诗僧的代表,“南屏诗社”重要成员.释明中诗画兼擅,亦长于书法和治印,时人誉为“画禅诗圣”.释明中以“南屏诗社”为基地,与钱陈群、金农、厉鹗、杭世骏、丁敬、梁同书等浙派代表人物的交往及其创作活动,奠定了浙派文学艺术的基础,在清代文学艺术史上应占一席之地.其对当今研究文人诗僧结社与浙派文学艺术创作和繁荣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论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以同题集咏创作为例

同题集咏是元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参与创作的既有汉族诗人,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北方民族诗人同题集咏创作丰赡,代表人物有马祖常、贯云石、石抹宜孙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豪纵阔达的时空感、灵动自然的动态美。这类诗歌是元代施行汉法、多元开发的时代产物,也与文人雅集的时代风尚、托诗留名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它见证了元代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元杂剧《黄粱梦》的道教文化阐释

元杂剧<黄粱梦>蕴含丰富的道教文化精神,剧本集中反映了道教多神信仰的特点和二元对立的度脱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这种道教文化对元代神仙道化剧的题材内容、创作模式及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的女性形象书写

元杂剧是元代戏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其中爱情婚姻戏数量最多，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鲜明，个性突出。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剧本继承了文学抒写爱情婚姻的传统，其女性形象书写的成功，得益于元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大量文人投入杂剧创作的结果，承载了元代文人仕途和婚姻的幻想。这些爱情婚姻戏中的女性形象符合女性善良、勤劳、包容的传统理念，元杂剧爱情婚姻戏塑造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明清戏曲发展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