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改革

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与社会和谐相悖的不公平现象。从2007年中央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国企红利仍旧大部分停留在国企内部,形成"体内循环",未切实做到全民分享,有悖公平原则。从公平的视角对现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进行剖析,发现其在上缴比例、支出流向和民生支出上存在不足。对深化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公平为原则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提出以公平为原则,确立国企红利分配的专项制度,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加大国企红利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以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国企内外部监督体系等改革建议。     

长联多跨低墩刚构-连续梁组合梁桥合龙顺序研究

近年来, 在国企红利征缴比例倍增,且财政部提出继续加大投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力度的公共财政预算这一时代背景下，国企利润分配回归惠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其中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向民生导向，但与此同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正确认识制约民生化的症结障碍，有利于从根本上突破现有困境，找出优化预算支出民生化的正确路径，实现作为国企出资人的全国人民共享投资收益的目标。     

股利分配理论视角下国企分红与过度投资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至2020年提高到30%,国企红利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为研究国企分红带来的企业管理效益,从股利分配理论的制度演进入手,基于股利分配理论的视角对国企分红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理论剖析,发现国企分红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并提出对策建议.     

垄断国企85％的纯利哪儿去了

2010年年底，财政部网站推出了最新一批纳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企业名单，以及上调后的央企“红利”征缴比例。无论是从信息公开角度，还是从国企向国民透明角度，《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上网这件事都很漂亮。但细究之下，垄断吲企上缴红利提高后仅仅15％，不免要让人问一句：垄断国企85％的纯利哪儿去了。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民生化: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逐年增加。但从200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以来,其预算支出主要用于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性支出,而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较少,这不利于体现我国国有企业公有制属性和公平正义原则。通过对现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非民生倾向进行剖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民生化的理论依据诠释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和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及范围,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民生支出比例,拓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民生支出范围,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民生支出的配套机制等对策,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向民生倾斜。     

60年嬗变:国家与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演替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建国以来,囿于历史环境和制度非均衡,国家与国企尚未形成稳定规范的利润分配模式,影响了财政收支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基于国有企业面广量大的事实和双元财政的要求,应以税利分流为基础重构国有资本财政收入制度,并建立国企利润上缴的宪政框架,:实现高效的路径替代;从社会福利的视角考虑,红利应重点投向教育和国企的自主创新,实现国企和民生的正和博弈。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改革：以民生为导向

目前资本性和费用性支出仍然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重点,民生性支出依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也未能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论文分析了目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以民生作为导向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提出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路径,以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民生为导向的预算支出。     

基于股利理论的国有垄断企业红利分配方案改进

现阶段,国有垄断企业红利分配存在上缴比例偏低、分红比例一刀切、同股不同酬等问题,难以实现红利分配公正化。为此,在借鉴西方股利理论和股利政策基础上,根据股份制改革进程设计适合我国垄断企业发展的红利分配政策。垄断企业红利分配方案应当结合自身特殊性,对于正在进行或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垄断企业,应当参照低正常加额外股利政策。对于尚未开始股份制改革的国有独资企业,应当借鉴剩余股利政策。     

政府也要学习“资本运营”

投资,然后分红,天经地义。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也不例外国企分红,政府的这一力作,令人想到一句古诗:“守得云开见月明。”在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意味着,热议了近两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终于正式步入实施阶段。     

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与“封建”贵族政制完全不同的、以军功和法制为核心的新型平民政治体制模式: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王以下的全体国民则在等级差序的设计中,给予平等的升赏机会和同样的惩罚手段；建功立业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一介平民可跻身为将相,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社会政治模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通过秦帝国的统一推向全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格局.     

冀望中报分红投资者期待财产性收入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中报分红历来就不是红利大头，但在目前股市连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中报分红挽留投资者信心。数据显示，虽然去年中报分红金额达历史新高，但是近年来，中报分红占全年分红以及占年中利润的比重，均呈现逐年递减趋势。     

日本现代家政学变迁与现状考察报告

家政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起源于18世纪西方国家,是工业革命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产物。然而,现代家政学无论是其外延还是其内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今日本高等教育机构中,其学科名称为:生活科学、生活环境学、人间环境科学、人间科学等或仍然沿用家政学这一名称。其研究对象已由当初单纯研究“家政”,发展为研究人与人、人与物质、人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其研究目的在于: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现代家政学以“国民的衣食住行生活”、“国民健康”、“国民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福祉”等为其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应用科学、管理科学、生活哲学、生活艺术等于一体,已形成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型科学。并展示出崭新的学科内涵和生活哲学理念。在发达国家中,现代家政学被公认为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生活科学。     

民主化转型中的政府善治:不丹“国民幸福指数”的实践及其启示

传统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衡量指标体系因为忽视了人们对于幸福的诉求,而引致社会发展不平衡.不丹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民主化转型中政府善治的实践标准,是对传统考量方法的纠正和补充.文章考察了不丹以国民幸福为价值核心的政府实践,剖析了不丹国民幸福导向下的政策制定机制和政府改革机制,梳理了不丹政府的善治模式.对于我国政府来说,民主是实现国民幸福的基本保障,民生是实现国民幸福的核心内容,提升政府执行力是追求国民幸福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产业结构发生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变化,社会以职业来划分的各阶层的比例关系也发生改变,新的社会阶层形成。该文借用西方国家“蓝领阶层”、“白领阶层”等概念,分析了广州产业结构调整后社会结构的变化     

为权力祈祷什么? ———评卜正民著《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新近翻译成为汉语出版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旧著《为权力祈祷》应该说是以实际的历史材料去印证既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两元区分的欧美政治学模式的典范性研究。其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最终落实在“国家与社会分离”这样的既有分析套路上去,因而,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跳出西方中心的历史撰述模式,自己为自己系了个套子,钻不出来。这种西方中心的历史撰述根本是把“国家与社会分离开”当作基本的以及既成事实的分析框架,并因为西方大哲哈贝马斯对于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的成长的经典分析而推波助澜地…     

当代西方国家监管国有企业的模式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经济环境、政治运作方式、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经过长时期的改革和发展,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形成了多种模式。有的国家主要采用一种模式,有的国家往往将几种模式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借鉴西方国家国企监管的成功经验,重构企业资本运营和监管体系,进而确保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实现我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民对国家的请求权研究

在我国,虽然法治国家的表达早已在宪法中确认并经多年实践,但距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些遥远.其主要的社会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虽然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对该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在这些研究之外还应当关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两者分离的基础与界限:国民对国家的请求权问题,这种判断是以一定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基础的.要想在我国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不仅要在价值理念上树立国民对国家的请求权观念,还应在制度上保障其得以实现.     

预算是否应该平衡——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几种观点

西方国家政府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直接和西方国家的财政有关。财政政策是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它可以通过政府支出的增减直接影响政府购买,间接影响私人投资,也可以通过增税或减税影响公众消费,从而扩大或缩小社会总需求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财政政策的实施必然影响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从而影响财政预算的平衡。预算是否应该平衡?是否应该在每一个财政年度平衡?不同的回答反映了人们对财政政策在经济中作用的不同认识。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财政预算观,现简单介绍如下:     

论建立我国税式支出预算管理制度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的税式支出是一把"双刃剑",为减少其负面效应,提高其运行的政策效率,使其法制化、预算化已成为当前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旨在从税式支出的概念和效应等理论分析出发,在借鉴西方国家税式支出预算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税式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客观必然性及基本思路。     

数字

11926.17亿元据财政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家预算收入完成34808.19亿元,同比增长33.27%,国家预算支出22882.02亿元,同比增长27.69%,收支相抵盈余11926.17亿元。上半年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年全年预算收入58486亿元的59.52%,财政支出相当于全年预算支出60786亿元的37.64%。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呈较快增长态势,涉及进出口的税收增速也较快。从支出来看,上半年涉及民生、环境、农业、科技、医疗等财政支出增长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