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刊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对严格责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澄清了我国一些学者对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的误解,提出了严格责任制度符合现代社会有效预防和遏制危害公共福利犯罪的要求,并从我国罪刑法定义原则、犯罪构成理论、举证责任制度等方面,对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我国的观点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     

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之否定研究

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主观罪过难以确定的行为,控诉方不必证明主观罪过存在即可追究该行为刑事责任的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追求,是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动力.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等因素,决定了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制度.     

从严格责任原则看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趋势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包括三个责任原则,即疏忽责性原则、担保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在实践中,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最为普遍,最能体现产品责任的现状,对产品责任制度的发展最有影响力。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严格责任原则,探讨它的发展趋势,旨在为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有借鉴意义的资料。     

论我国合同法严格责任原则的合理性

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根据和 标准,也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责任制度并对责任规范起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合同的归责 原则是违约责任制度立法的指导方针,直接决定整个违约责任体系的构建。新合同法确立的 严格责任原则是我国合同责任归责原则的一个重大变化。文章剖析了严格责任原则的含义、 价值、功能,认为严格责任原则在合同法上有其适用的合理性。     

从归责的历史发展看严格责任

在阐述归责的历史发展状况的基础上 ,对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英美刑法中确定的严格责任制度加以探讨 ,并分析了严格责任与其它归责责任之间的关系 ,同时对在我国刑法实践中严格责任的应用作了确认。     

产品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的区别及适用

产品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具有不同的法律含义 ,正确认识两者的区别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法律和相关法学理论 ,对产品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 ,在性质、构成条件、归责原则、法律程序等方面的区别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对健全我国产品责任法规和产品责任管理体系 ,切实实行严格的责任制 ,推广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等问题提出了观点和建议     

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评析

文章首先探讨了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由来,它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有效追诉犯罪的功利主义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剖析了英美刑法和我国刑法中对严格责任的定义,并对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做一划分.最后针对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我国刑法的问题,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成文法传统、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的角度做一分析,认为严格责任不适用于我国.     

严格责任的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关于严格责任的概念和种类有较大分歧,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梳理,使我国的严格责任理论更为科学,并沿着理性的思路对严格责任在我国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充分论证。严格责任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罪过责任和犯罪构成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和逻辑矛盾,笔者也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诠释、论证和解决。     

现代产品责任制度之价值演变与原因探析

产品责任制度是近代科技进步以及工业化的产物，这一制度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以下诸阶段：资本主义早期契约责任所体现的效率优先；20世纪早期过失责任、担保责任及推定过错责任所体现的公平价值开始被重视；20世纪后半期严格责任所体现的公平优先；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严格责任的改革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妥协。促成产品责任制度及其价值取向如此演变的原因不外乎科技进步、现代化大生产造成的产品极大丰富、消费者安全意识逐渐增强等因素。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的改革应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从而使效率获得一个稳定长效的基础。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一大特色,我国刑法理论中没有这一制度,不过最近几年有些刑法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探讨,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达成共识,本文中介绍了严格责任的有关知识,也对我国刑法理论是否借鉴这一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浅显的观点。     

论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是外国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析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特征和不得减免刑罚的理论依据,并结合中国刑法的实际,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有利于中国刑法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深入研究。     

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

行为是刑法中犯罪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关于什么是行为,目前学界却远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主张从刑法规范的立场出发,在犯罪客观要件中研究行为概念,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是指人的意思可以支配的违反刑法规范的侵犯法益的身体动静;行为具有有体性、有意性、有害性和违法性四个特征。     

我国内地与香港刑法中共同犯罪成立条件之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各国对其成立条件的规定均与单个人犯罪不同。主要对内地与香港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即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共同犯罪的主观条件以及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和理论探索,以资两地刑事立法互相借鉴。     

《刑事执行法》立法刍议

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为刑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具功能,鼎足而立,又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执行的规定分散而且粗略,必须单独立法才能解决统一、完善行刑制度和体现现代行刑思想两大问题。在刑事执行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对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修改调整,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对大陆法系刑法中犯罪过失理论的整体性反思

中国刑法典中的过失概念将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者结合同时分析并判断过失之内涵。美国模范刑法典与德日刑法学理论都只是从认识因素角度对过失内涵加以界定。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犯罪过失概念的再认识有其必要性,过失犯罪整体概念中的注意义务与注意能力系其概念之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德日刑法中犯罪过失概念的理论重点在于行为人在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实现犯罪构成要件。其中,注意义务分为预见义务与回避义务。过失犯罪之行为不法的认定基准不只在于注意义务违反性,而更在于行为人有预见且回避结果发生之能力,却未尽力去避免。中国传统犯罪过失理论通说是以"4要件"为基础并进而展开相关专业性阐释与研究,但司法实践中对犯罪过失之判定却缺乏可行的规范性标准。基于人权保护与保障理念,中国刑事立法及其理论研究应该更加积极地阐释与分析犯罪过失客观事实上的"过错归属性"问题。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刑事法律体系的立法论透析

根据立法论 ,1994年《监狱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刑法》 ,在宏观上构成了我国的现行刑事法律体系 ,然而 ,其成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相互之间微观衔接欠佳不容忽视 ,主要可归纳为法律语言表述不统一、衔接空缺两个方面 ,有待于通过法律解释、法律修订进一步完善     

刑法溯及力理论问题探析

刑法的溯及力 ,是新刑法修订后在法律适用中的一个需要准确把握的问题。特别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了一些有争议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行为时法的范围、处刑轻重的比较、跨法犯的法律选择问题。研究刑法溯及力的理论问题 ,以期对实际问题有所裨益     

论我国刑法第333条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333条第2款关于转化犯的规定只是针对强迫卖血罪而言,而并不是针对非法组织卖血罪。上述强迫卖血罪转化犯的规定明显存在缺陷:第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33条与第234条的法定刑未能很好的协调;第二,刑法第333条第2款只规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刑法第234条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但是对于强迫卖血致使他人死亡的,却未规定明确的处罚措施。笔者认为应该对我国刑法第333条进行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