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还亳”考辨

传统的商汤胜夏后“还亳”之亳为“南亳”或“北亳”的观点，考之文献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难以立脚。“南亳”和“北亳”说在考古上得不到佐证。汤“还亳”之亳应该是郑州商城，这种说法，对应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也与成汤灭夏的历史状况符合。     

论“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之亳都即偃师商城——兼与《论“郑亳”之失名与“西亳”之得名》一文商讨

“郑亳”说所依据的文献《左传·襄公十一年》中的“亳城”乃“京城”之误,陶文上的“亳”为“亳社”之亳,故其并无坚实之基础;郑州商城并非“最有资格”作为早商都城。偃师商城从建城时间要比郑州商城早,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也说明成汤的“亳都”是在“下洛之阳”的偃师商城,“桐宫”只是汤墓旁守陵和祭祀的建筑。     

屈原“三闾大夫”考

根据先秦典籍及后世学者的相关资料考证得知,三闾大夫不是官名,而是屈原的爵位称号,只有“左徒”才是官名,是屈原在朝所任的官职。而“三闾”并非是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郢都中的三条闾巷,而是屈原作为大夫爵位所授封地的地名,在今湖北秭归县境内的三闾乡,也就是屈原的故里所在地。     

唐律“除免比徒”性质考

长期以来 ,“除免比徒”被不少论著视为唐律对于官员犯罪所适用的以官职抵当徒、流刑的制度。但通过对除免制度和除免比徒的分析 ,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唐律原义的。实际上“除免比徒”并不是为应予除免的官员设立的制度 ,而是为诬告或枉断官员使其获罪被免去官爵之人设立的 ,以解决除免附加刑的反坐刑期问题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作用

根据可考的材料，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于周代。它设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官吏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失德失职，而导致国家政权败亡。周公曾告诫周成王要：“继今立政，其勿以检人，其推吉上，用励相我国家”；“其勿误于庶狱”；“庶狱庶慎”，“知之有毛心，灼见之有俊心，……立政，任人（行政官员）、准夫（司法官员）、牧（民政官员）作三事。”①周公的这几句话是讲于还政成王之时，其大意是：今后治理国家，不应用好险小人，而应用有德之土，来保佑我nl的国家。具体方法是，国主不应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具体的国家事务，而应让国家官…     

唐代特恩荫探析

唐代的特恩荫主要有前朝名臣子孙荫、二王三恪荫、赠官荫三种.前朝名臣子孙荫无固定的时间限制,所荫前朝仅限于北齐、北周、隋三朝,旌表的前朝名臣皆为死于非命者.理论上对“二王三恪”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二王三恪”荫内容的不断变化,唐后期“二王三恪”已能出任官职.赠官所赠官职均在五品以上,品阶未必会高于此官员去世前的品阶.死王事荫子,所获官职往往会高于制度的规定,有时可直接承袭其父官爵.     

战国秦汉新爵制的社会基础及历史作用

<正> 商周时代的爵制,是宗法社会中贵族阶级权力分配的政治标志。父系家长制、嫡长继承制、爵位等级制三位一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血缘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客观存在,贵族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因此而相对固定化,严格的爵位等级称号也便因此而形成。商代统治体制中有所谓“内服”与“外服”,当时有些爵称可能尚未从官职称谓中分离出来(如内服中的尹、亚、卿等,似乎既是官职又是爵位),但无疑可视为爵号的如侯、伯、子、男等名称,卜辞中已甚普遍。商代的“外服”与“内服”,至周演变为两套     

陶澍与漕政改革

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之后，漕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内容。延续到了清代，更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清中叶以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世风日下，萎靡不振，漕政也是弊病丛生，已严重威胁到京师的粮食和财政供应。有着“干国良臣”美誉之称的陶澍，为了打通这条大动脉，维系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裁汰冗员，删除浮费；严禁包漕，严格制度；治理运河，疏通河道；另辟新径，漕粮海运等措施，对漕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章试以陶澍漕政改革为中心，做一些探讨。     

“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

“景亳之会”是商汤灭夏前与东方叛夏之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盟会，参加者有有施氏、有仍、有缗、有莘等，地点当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圮固堆遗址。考古学上的下七垣文化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南下，说明商族在夏代晚期曾有南下扩张活动。岳石文化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的时候向西推进，则反映了夏王朝在夏末对东方部族战争的失利。“景亳之会”形成了以商汤为首的灭夏联军，他们的行动路线，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南关外期”一类在郑州的遗存。二里头三、四期之间的剧烈变化，尸乡沟商城在二里头四期的出现，应是夏、商两个王朝政权更迭的直接表现。     

“晋人”非傅山别称

“晋人”非傅山别称姚国瑾“晋人”人一词，散见于傅山父子及友人诗文中。尹协理先生《新编傅山年谱》将“晋人”作为傅山之别称，谓傅山“尝自称晋人”。并举例三，指出：“此为青主自称晋人之由”。余以为其所举三条均不足为证。证一为《苦陶先生于王抚军座上作诗依韵代...     

新疆考古取得重大发现

200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再次发现一座北周时期栗特人墓葬。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七座有围屏石榻或石椁的栗持人墓葬。出土围屏石榻一具刻图案精美，内容丰富。由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康居国王后裔，历任车骑大将军、大天主等职，卒于北周天和六年。墓志中的“康国”是汉魏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胡国之一，都悉万斤，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在栗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志文中两次提到墓主任“大天主”之职，但史书中不见这一官职名称的记载。《北周书》中有“防主”、“副防尘”、“城主”、“军主”、“幢主”、“戍立”等官职。可以看出，“主”这类官职均为军旅的官职。志文中的“大天主”与此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汤都郑亳地望的判定

商王朝第一位王成汤所居“亳都”地望为历代学者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学界展开的“夏商分界界标”讨论,使这一学术问题更为显要。     

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

雍正于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上谕”,表彰鼓励民间扶老救孤的好义行为，并要求地方督抚推广设立普济堂、育婴堂等机构。但学术界以雍正在回复地方督抚的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而认为雍正并不重视慈善事业，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雍正的态度既积极又明确，而在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有其客观原因。雍正的这一“上谕”可视为清朝政府慈善政策的一个转折，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

读了《人文杂志》1980年第一期发表的《从长陵新出土的瓦当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谈》文),我觉得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而有些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北阪”和“六国宫室”的位置问题 《谈》文说:“汉长陵附近,即咸阳原东段,秦汉以来,谓之咸阳北阪、渭城北阪、石安原和五陵原”。这样的判定是值得研究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集解〕徐广     

黄帝陵庙简考

阌乡县之鼎胡,是后人附会传说中黄帝造鼎的神话,又制造了铸鼎原、黄帝陵诸古迹,诞妄无稽,地志家也不甚注意。至于晋上谷涿鹿城东之黄帝庙,汉上邵阳周县之黄帝陵,唐、宋宁州真宁和坊州中部之黄帝陵、庙,对古今史地,都有关系;唐宋地志家和近人所作的黄帝功德纪、黄陵志、都是混淆错谬,令人恍惚迷离,莫名其妙。因作此考,以备异日方志家之采择。(一)晋上谷涿鹿城冻之黄帝庙“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集解:“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谧曰:在上谷。”正义:“‘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嗣。”○“魏书、太宗纪”:“神瑞二年六月壬申幸涿鹿,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     

宰相职位研究

宰相职位研究盛奇秀宰相是某一类官职或授予某一类任差的官员的通称。这就是说，不论哪一个朝代，都没有设一个名叫“宰相”的官职；但是，各个朝代都以某一个、某几个官职为宰相，或以授予某一个、某几个任差的官员为宰相。在不同的朝代或时期，做宰相的官职或任差并不相...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双为“亳”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双为“亳”李绍连（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我国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并有助于商史研究获得突破。近十年来，不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两座城址做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此两城的始建年代及为何王所居...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盛奇秀元代基本上以中书省长官为宰相。现将这一制度的粗浅研究成果摘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元代以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务总枢。当时人称“中书政本”①，中书省是“纪纲制度”②、“总裁庶政”③的“百司之首”④。在元代中书省之前，蒙古国便已设立过中书...     

中国传统宗法“政”、“治”发微

中国传统宗法“政”、“治”发微高兆明牟宗三先生曾将政道、治道分别定义为政体的基本原理与政府基本职能之运作，这在总体上是确当的。“政”道是关于社会国家生活的基本原理法则，是如中国古儒所说的天、道、理，“治”道则是关于管理社会国家生活的基本方法手段，是如...     

爨氏家族入滇时间考

同姓不同源(宗)的北方汉民爨氏家族在不同时间南迁入滇.以官职为氏的爨祖战国魏爨襄,其后人南来入滇有爨习和爨遐两支:爨习在东汉末为益州牧刘璋建伶令,其先祖是东汉后期来滇戍屯的长吏.爨遐在魏景元四年灭蜀汉时“左迁”南中.以邑(地)为氏的爨祖爨肃.爨本芈班(子文)之后,东汉末年,爨肃因功“采邑于爨”,官河南尹,入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其后人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年置上庸郡,或魏明帝黄初二年省上庸郡并新城郡,或魏太和二年复置上庸郡时迁上庸地,魏景元四年魏灭蜀汉时迁蜀.后有爨深以晋武帝泰始六年或泰始七年置宁州之时,来滇仕晋新古郡太守,后有爨琛或爨頠相继为宁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