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志》看魏晋玄学的形成

曹魏时期思想家刘劭的人材学专著《人物志》,虽然是以才性理论和人物鉴识为主要内容,但体现了大量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为我们再现汉末魏初人物批评向玄学变迁的思想轨迹。     

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规律

本文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关系受动者与思想关系发动者之间、受动思想与发动思想之间、思想客体与思想主体之间、思想主客体与统治思想之间等各种矛盾,指出思想主客体与统治思想之间的矛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矛盾,思想主客体适应统治思想规律是思想主客体与统治思想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并论述了思想主客体适应统治思想规律的内容,为思想政治工作按客观规律要求办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运作方法。     

论曹魏的宗室政策

曹魏实行的是苛禁宗室政策。诸王分封 ,徒有国土之名 ,而无社稷之实 ,诸王必须离京就国 ,过着近似流放的生活。朝廷派防辅、监国等监视诸王 ,诸王动辄获罪。诸王无朝觐之礼 ,不得交通宾客存问亲戚 ,禁锢诸王不得任职。苛禁宗室的政策始于曹操 ,贯穿于曹魏始终 ,削弱了曹魏政权的统治 ,导致了曹魏的速亡。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论魏晋禅代

咸熙三年(265年)十二月,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退位,曹魏政权移交给晋武帝司马炎,结束了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 正式的政权移交过程是和平的不流血的。这种方式古人美其名曰“禅代”或“禅让”。取法上古圣王尧舜禹的传说。     

中原地区汉末至曹魏时期的墓葬等级与葬俗变迁的阶段性

东汉晚期墓葬从形制、构造、随葬品等诸方面较之东汉早中期呈现衰败的态势,但葬俗依然延续了奢华之风,虽不乏僭越,总体依然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运行.曹魏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延续了东汉的传统,葬俗则明显表现出薄葬的倾向,这种薄葬由曹魏统治者倡导,经历了一个从相对薄葬到真正意义上薄葬的过程.薄葬的最终意义在于确立君臣父子的忠孝观念,奠定曹魏统治的社会与思想道德基础,对两晋南北朝的丧葬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重实之风浅议

<正> 魏晋统治者中,曹魏集团有尚法之名而司马晋集团则以尊儒著称,然而察考当时政治却不难发现,两家政权不仅远非纯任法术或儒术,而且,对待各自立国所标榜的儒、法政治原则,也都采取了颇具投机性的实用态度。简言之,曹魏治国固好申商之术,所谓“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但为了统治的实际需要,并不忽视对儒学的利用。最高统治者屡下《修学令》提倡学习儒家典籍;而社会中的儒学大族和礼法之士,只要政治上拥戴魏氏,即能被网罗拉拢,与法家寒族之士同登廊庙。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从“雍正五年条例”看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以朝廷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为视角

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实质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正当性与正统性的认可与信仰,其存续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兴衰治乱。在传统中国,被统治者对君主的认可和信仰是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儒家天道观基础之上的。君主不仅是价值观的承载者,而且通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践行价值观,从而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是君主践行儒家天道观,正确履行其职能,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信仰的重要举措。"雍正五年条例"正是这一逻辑的深刻体现。     

洛阳地区曹魏时期墓葬及相关问题初探

洛阳地区发现的曹魏时期墓葬可以分为曹魏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的特征,既反映出从汉代厚葬到魏晋时期薄葬的思想转变,也体现出曹魏墓葬在物质文化方面对汉文化的承继与变革。依据洛阳地区曹魏墓葬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相互印证,是对曹魏时期墓葬进行认定的可靠途径。     

简论魏晋鼎革之际的司马孚

司马孚既是一个曹魏老臣,也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司马孚一生心向魏室,在每一任上,皆体现出“内弘道义,外阐忠贞”的性格。虽然高平陵之变后,特殊的环境使他陷入矛盾和痛苦中,但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在司马家族中,他还是称得上“魏之纯臣”的。     

关于传统政治的基本问题

本文提出了先哲们未曾正面提出的传统政治的基本问题。作者认为，无论政治是多么复杂多变，终究是一种以权力为手段以利益为目的稳定的社会现象，因此必然有其隐含幽深的稳定的内在特质，这种内在特质就是政治的基本问题。民本主义与农民战争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面，而把这两面统一在一起的就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存在于政治构成的任何领域和政治运行的任何阶段，存在于政治的任何时空内，如果抽掉了官民矛盾，传统政治就不存在了。而所说“官民矛盾”是指由整个官僚体系及所能荫及到的一切阶层和亲族所构成的统治群体。它与人民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也有统一与和谐。这种关系就是传统政治的基本问题。政治的基本问题深深隐含在政治过程当中，它的存在和解决，规定着其他政治问题的存在和解决。因此，弄清这个问题对于认识和处理一切政治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政治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方法论意义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司马懿与曹魏政治

司马懿青少年时代曾经学习儒术，但已于建安后期完成了向黄老形名派官僚的转化。他与曹魏王朝的关系，经历了由消极回避，到积极效忠，而最终反叛夺权的变化过程。其篡魏政变，是生存逼迫下的被动造反。高平陵政变虽然结束了曹氏的政治统治，但是作为建安名士的政治代表，司马懿上台后所改变的，仅是正始名士早熟的玄学“改制”；所恢复和发展的，是曹丕、曹睿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黄老名法与儒术的结合，使魏晋之际的官方意识形态打上了明显的“礼法”烙印。     

我国历史上的才性之辩

才,才能;性,德行。才性之辩也称作才德之辩。辩论的目的在于怎样认识才能和道德的关系,以解决评价和使用人才的标准问题。魏晋时期有所谓“才性四本”论的争论。“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这一争论向来为学者所重视,并尽力利用可能挖掘到的有关历史材料论述其所反映的社会政治意义,这当然是很重要的。然而,笔者认为魏晋时期关于才性同、异、合、离的辩难,固然有其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但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关于人才标准问题长期讨论的继续和深化,而且这一辩难在魏晋以后也并未结束。因此,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才性四本论的辩难,而是通观     

论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合法性理念--以今文《尚书》为中心

政治意识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 ,孔子以下的儒家政治意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公认的 ,西周政治意识是儒家政治意识的直接源泉。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诸多要素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的合理性内涵 ,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现以今文《尚书》为中心考察 ,西周形成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意识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国家政治疆域的传承与统一意识 ;(2 )政治统治权威的合法传承意识 ;(3)批判和推翻暴君暴政统治的变革意识。上述政治意识要素深深影响了后世。     

民粹主义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审视

毛泽东思想中有民粹主义成分.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成分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存在着的.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策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种政治统治策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充分动员,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就不可能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在动员人民群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随之壮大了起来.而这样强大的政党,一旦取得政权,自然要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     

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在市民社会这个范畴中包含了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型契约社会的双重内涵,这两种理论资源共存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中,构成了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是由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对于市民社会中的二重性矛盾,不同的现代思想家开出了不同解决方案,这构成了现代社会革命思潮中的种种理论。经典的解决方案有两种:自由主义从经济自由延伸出政治自由方案;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通过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矛盾来把握市民社会的本质,从而揭示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乃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轴,也是其理论范式异质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应当引起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     

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个体行为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个体与作为政治社会化主体的社会之间的适应性与冲突性,政治文化的延续性和发展性,是蕴含在社会政治互动中的四方面矛盾,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政治社会化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