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生态补偿是一个具有成长性与发展性的概念.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旨在最优化调控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增益、保护与合理利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可持续性平衡的法律制度.生态补偿立法需要准确厘定生态补偿的法律性质,正确确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系统化架构生态补偿的多层机制,多元化设计生态补偿的实现渠道,合理化设计生态补偿的计算标准,制度化完善生态补偿的保障体系.     

经济学视角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理

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流域上下游之间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流域生态经济补偿理论包括外部效应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和复杂系统;存在着非线性作用机制;并且系统内外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涨落及其涨落的放大机制和突变性.因此,需要从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对象以及生态补偿方式等方面构建流域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

社会总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生态服务,生态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产生了以物质产品生产功能为主和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主的区域分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物质产品与生态服务之间建立起等价交换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制度安排为生态建设者和受益者、生态破坏者与修复者之间构建一个"虚拟市场",为不同主体功能区域之间搭建起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制度架构.     

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讨——以巢湖流域内环境保护为视角

巢湖流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巢湖流域生态补偿,很大程度上是流域中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补偿。巢湖流域应以农村地区环境与流域水资源保护一体化为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包括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等系列补偿措施,实现城乡协调、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视阈中河南省生态补偿问题与对策研究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通过调节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取得人与人、人与自然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制度构建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河南生态补偿发展现状,探讨河南当前构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所面临的形势与主要问题,提出构建河南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生态补偿机制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及中国的研究现状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中国落实科学发展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战略选择.国外经济学者时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中国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生态补偿定义、机制、制度、补偿额以及区域生态补偿方面,需要建立在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结合传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理论上的既具有广泛适用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补偿机制理论.     

新型生态补偿机制的体系架构与实现路径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质就是为完善和确保生态补偿的顺利运行所进行的制度安排。它是解决生态补偿中补偿者与被补偿者利益矛盾冲突的基本制度,是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基本制度要求。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是明确生态补偿的过程和运行路径,以实现生态补偿的目标。新型生态补偿机制体系架构主要包括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路径包括基本决策层、标准决策层、评估层和目标层四步。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迫切任务。生态环境意识、环境法律政策、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等诸多因素,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公众参与、生态补偿、环境责任及纠纷解决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难题,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安全预警应急机制、ADR争端解决机制等环境法治保障机制予以解决。     

论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政府干预

本文在简要说明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原理的基础上,突出分析了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政府干预,即,政府对生态的规制应择优采取有效的规制手段,并有效混合使用多种规制手段。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一是建立健全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建立我国生态领域产权的管理体系;三是政府与市场的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以及使用;四是确立多种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补偿的价值得以实现。     

漓江保护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及其消解

漓江保护区承担着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限制了保护区的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保护区经济发展滞后,致使保护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够协调.生态补偿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通过经济刺激手段协调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平衡区域利益格局的有效方法.漓江保护区应当尝试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生态补偿,以有效的生态补偿促进漓江保护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协调,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生态补偿机制国际研究进展及中国政策选择

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是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战略的重要内容。详细介绍国际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前沿成果和重要观点,系统分析生态建设和保护领域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国际政策、运行模式以及政策研究的主要方面,结合我国当前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主要领域和实践模式,从农业政策、生态补偿方式、运行方式、政策和法律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洞庭湖湿地保护地方立法评价与展望

洞庭湖湿地保护地方立法面临着经济发展、防洪、防治血吸虫病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矛盾,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解决各种利益冲突。应当建立综合、协调、有效的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制,完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法律机制,确立湿地地役权合同制度,理顺公共生态利益和私人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促进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协调发展。     

论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及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既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也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经济的矛盾极为尖锐,如何科学有序地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云南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于目前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还存在科技支撑不够、政策法规滞后、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必须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保驾护航;明确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作用;创新生态补偿方式,提供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实物期权法的矿区生态补偿额核算研究——以湖南花垣锰矿区为例

确定补偿资标准是矿产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也是难点。实物期权二叉树模型能比较精确地计算出项目预期收益,而项目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的差额就是生态补偿额中的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此模型对湖南花垣县生态补偿额度中发展机会成本的年补偿额进行核算得知,目前矿区生态补偿额的征收标准过低,远远不能满足生态补偿的要求,因此,国家应增加生态补偿资金的拨付或加大税费征收力度,以达到对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和合理利用。     

构建江苏沿海防护林补偿制度初探

在分析建立江苏沿海防护林补偿制度的意义和理论依据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江苏沿海防护林补偿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从补偿的主体、补偿的对象、补偿的标准以及补偿的途径等方面建立了江苏省沿海防护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提出政府是最主要的补偿主体,补偿的对象主要是林农和林场的专职护林员,以及一些因保护沿海防护林而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补偿标准的确定需要考虑投入的成本、建设和保护海防林的机会成本等诸多因素,以构建一个以政府主导、市场推进为补偿途径的可行的补偿机制。     

我国区域生态补偿实践中的制度改进问题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还原生态以价值,不仅是环境降压的出口,而且有利于缩小区际间的差距,促进环境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也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笔者在回顾我国区域生态补偿实践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生态补偿体制与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区域生态补偿的体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论利益平衡视角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机制的构建

经济补偿机制是耕地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运行机制是经济补偿机制有效运转的重要手段,利益平衡是运行机制构建的基本原则。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必须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注意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协调,摆脱对耕地价值的传统认识,重新评估耕地的综合价值。以此为基础,构建经济补偿运行机制的平衡性框架,在此框架之内确立构建经济补偿运行机制的具体途径,构造较为完整、平衡的经济补偿运行体系。     

我国森林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森林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逐步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和改进。目前,我国森林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生态补偿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清、补偿范围窄、补偿标准低、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及缺乏市场化机制等问题。建议生态补偿立法应明确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建立科学的补偿标准、采取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完善立法,为加强森林生态补偿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我国不同领域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中,森林生态补偿开始得最早,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可为其他领域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取得的效益是显著的。进一步明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内涵,总结分析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经验及问题,为建立完善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通过梳理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制度的4个阶段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经历了产权从缺失到确定,再到建立起总量控制下的计划命令的配置机制,再到当前朝着经济措施的配置机制转变的发展过程。当前,作为新增耕地发展权的市场交易机制——浙江指标交易、重庆地票交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机制改进了耕地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作为现存耕地的发展权的价值补偿机制——成都耕地保护基金机制改进了耕地的产业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然而,现有制度创新依然存在耕地发展权种类设置不完全、产权归属不明晰、权能实现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该从种类设置、产权归属和权能实现等方面进一步清晰界定耕地发展权,并构建相应的市场交易或财税等配置机制,最终使相关经济主体既有机会在耕地保护中获得补偿,亦可在耕地非农化中获得收益,从而诱使正确的经济行为,实现耕地保护与非农化的最优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