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汉初黄老思想的消极影响

黄老思想,又称黄老术、黄老学,是西汉前期统治者曾奉行过的一种统治思想。在汉代,人们对这种思想或称黄老,或称道家,并不加以区分。如司马迁说：“陈丞胡子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而陈平自己则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①。再如,《史记·礼书》称：“‘孝文好道家之学”,而《风俗通·正失》引证刘向的话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王充《论衡·自然篇》对黄老学也作了解释：“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油此说明,黄老学与道家学说实为一种思想。正如顾颌刚先生所言．黄老学之所以在老…     

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新探

传统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用"无为而治"或"无为"、"有为"等哲学思想解释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并用"曹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儒"的建议等作为"黄老之治"的起点和结束,笔者认为欠妥."黄老之治"要分"黄帝之治"和"老子之治",要从政治思想上看问题,黄帝的政治思想是"法治",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治",在"黄老之治"时期,二者是交替为主的."曹随"只是"老子之治"的起点,"黄老之治"的起点是"黄帝之治",即"萧规"时期;"黄帝之治"早于"老子之治"退出历史舞台,是"黄老"内部思想斗争的结果;"老子之治"后退出历史舞台,是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的结果.     

贾谊的“礼”治思想

一秦始皇实行“法治”,理论上用的是韩非的“刑名”之学.汉初,儒学虽略有抬头,实际上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还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秦始皇的“法治”,曾经给儒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汉初的“黄老之学”,又一次排斥了儒学.曹参为齐相,抛弃了“故诸儒以百数.”(《史记·曹相国世家》)汉文帝时虽有博士七十余人,但也只是“县官侍问”的闲职而已.这种情况延续绵远,一直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还不无感慨地说:“礼崩乐坏,朕甚悯焉.”(《汉书·儒林传)针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贾谊竭力提倡礼、乐,企图把汉朝的统治挽回到以礼、乐治天下的轨道上来.     

黄老思想要论

黄老之学缘起于战国田齐稷下学宫,它兼糅并包、涵融各家,以黄帝为标帜,以《老子》思想为素材,目标在于经世、治事,策略则是道、法兼容,天道、政道一体,治国、治身一理。黄老学者承继并转化了《老子》的虚无、柔弱哲学,结合法家的"刑名"考核方案,提炼出"虚静因循"之"术",以此实现既积极高效又和顺温润的统御术。而通过参采观天授时的阴阳说,黄老学者架构出明堂月令的天人政纲,并在西汉初期大致完成理论建构,由"体"入"用",成功地落实为高效的"黄老之治"。在深层次学理方面,黄老思潮放弃了《老子》论"道"重视"本体"的特点,转而试论"道"的"创生",以"气"代"道",详述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最终架构起战国秦汉以下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气化宇宙论的基本模式。由此进一步开展出来的传统中国"精气"养生说,则成为中国传统医理的基本纲领与方技文化的主要源头。此外,黄老之学还兼采儒、墨,以民心作为法令产生的根源,并且以人君作为法令约束的第一对象,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法家式的刻薄阴鸷弊端。     

《黄帝四经》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黄帝四经》是研究西汉初期“黄老之治”的重要文献 ,但不能仅用《黄帝四经》来说明西汉初期的黄学 ,还应从《史记》等文献中来勾沉黄学 ,明确汉初的黄学还包括“阴阳”、“五德终始”、“五德相胜”、“五色帝”、“正律历”等学说 ,及有关黄帝的偶像崇拜。汉初“黄老之治”的奠基人虽是师承盖公的曹参 ,但始作俑者是刘邦 ,刘邦是西汉中央最早接受并倡导黄学的人 ,曹参是受刘邦的影响才学黄老的。先秦无“黄老”一词 ,先秦的“黄老”与汉初的“黄老”内涵有别 ,只是指一般黄学。司马迁虽说过申子、慎到曾学“黄老” ,“河上丈人”在战国中期传过“黄老” ,但申子、慎到所学的“黄老”与“河上丈人”所传的“黄老” ,不能认定就是《黄帝四经》。《十六经》中的“黔首”一词不产生于春秋末期 ,而是战国后期 ,该文两用“黔首”说明其产生年代在秦统一后。《黄帝四经》非一人所撰 ,也非一时所撰 ,撰写者与编者不是同一个人。《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 ,编者可能是盖公。认为《黄帝四经》的学术性质为道家 ,是因袭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关于百家划分问题的错误。道家的政治思想是“德” ,准确的内涵应是“德道家” ,《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不是“德” ,而是“法” ,所以它应属法家。     

天回医简整理研究引领中医学术前沿

2012年7月－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当地俗称“老官山”）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墓葬4座。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4座墓葬中,三号墓出土了1000余支医简和一具髹漆经脉人,这是四川省第一次发现简书,也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大、最能系统反映秦汉时期医学面貌的出土文献与文物。经研究证实,这些医简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扁鹊仓公之医学密切相关。     

略论《老子》的治国之道

西汉封建王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特别是文帝时期,统治阶层大都尊崇“黄老之学”,实行“守道任法”,“无为而治”的政策。这个政策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有人考察我国的农业发展史,发现在西汉时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二千斤。这个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我国今天所达到的水平差不多)到文、景二帝时出现了“国富民安”的所谓“文景之治”。据载当时皇帝的库藏中,从农民手里搜刮的钱多得数不     

邓析“两可之说”的辩证法思想

邓析(公元前546年——公元前501年),春秋后期郑国人,与子产,孔子同时。他的身世不详,一说他当过郑大夫,是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的革新派人物。曾著《竹刑》,后人都认为他是法家的先行者。今传《邓析子》一书,除个别观点可能属于邓析的外,就全体而言,都属西汉人杂凑而成。 西汉刘歆在编次《邓析子》一书时说:“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什么叫做“两可之说”、“无穷之词”呢?     

韩婴

韩婴是西汉初年著名的学者。《汉书》“韩婴传”及其他一些典籍,都记述他为燕队。乾隆《任邱县志·人物志》把韩婴列为“儒林”第一位,并明确记载:“邑城南有韩太傅祠。”任邱古为郑县,西汉时属幽州之涿郡;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属于燕国。所以说韩婴为任丘人不无道理。 韩婴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方面的空前窒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比较注意了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起初,黄老之术受到重视,得以流行。后来,儒家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以秦的速亡为借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大力宣扬,并屡屡向皇帝上书言治乱之道,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在汉初的博士宫中,有很大一批是儒生,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他曾仕西权的文、景、武三朝。文帝时为博士,在社会上很有名望,在思想上对皇帝有直接影响。汉景帝明,韩婴迁为常山王太傅,故世人又称他为“韩太傅”。汉武帝时,几次召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世之道。韩婴曾和著名大儒家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过一次辩论。史称“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汉书·韩婴传》) 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他对《诗经》进行注释。“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从     

“希张横渠之正学”──王夫之是如何推崇张载的

王夫之临终前曾自撰墓志铭,其中有日：“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句话表明王氏对张载的极度推崇。那么王氏所推崇的“正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学问呢？他为什么要特别推崇这种“正学”呢？本文拟根据王氏的《张子正蒙往·序论》及《注》中有关论述,作些探讨。一“正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辕固生传》。辕固生是汉代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他专治《诗经》,汉景帝时被任命为经学博士。他以非难黄老之学而得罪过窦太后。汉武帝时,他已经90多岁了。武帝为了推崇儒学,仍想微用他,只因那些阿谈奉承的德生攻击,才作罢。武帝在微调…     

略论董仲舒刑罚思想

本文意图从刑名法制的角度,探讨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这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们往往忽视刑名法制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方面,有人把刑名法制跟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学说对立起来。比如,在一部专门论述董仲舒思想的新著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汉初六十余年间,“在思想界是黄老法家和儒家关于‘刑’‘德’之争的问题。”(见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笔者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把“刑”和“德”对立起来,并把排除了“刑”的所谓“德”附丽在西汉大儒董仲舒身上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也缺乏应有的史实根据。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中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中不害重术不重法。中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

一魏晋以后,文学创作因受玄学影响而大开眼界,文学家受新宇宙观指导,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较以往深入得多,从而对文学的功用、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刻。玄学发生于魏正始年间,此前有它酝酿准备的过程。汉末黄老刑名思想流行是为玄学的前奏。建安文学明显受黄老思想影响。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气”论,即与黄老思想有关。“气”指先天气禀,是受道家气禀论的启发。刘劭《人物志》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九征》)“元一”即元气,“阴阳”为阴阳二气,     

"儒墨"连及与墨家消亡的时间

墨家消亡的时间,清末学者孙诒让认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 而墨竟绝”。此后,学界大抵遵信孙说。如章太炎先生《訄书·儒墨》:“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胡适先生也说:“到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学早已消灭。”     

黄老复兴与魏晋玄学的诞生

黄老复兴与魏晋玄学的诞生玉晓毅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作为最有活力的思想因素，居于这场变革的主导地位。其中最有影响的道家流派，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老庄哲学，而是“黄老之学”。它不是汉初黄老之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复兴黄老...     

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一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     

司马迁的儒道思想辨析

自从东汉班彪提出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其子班固稍加修正,改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以后,关于司马迁的思想究竟是以儒学为主,还是以黄老之学为主的问题,引起了后世长期的讨论,至今尚无定论。明焦竑说: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而且与申、韩相埒,亦曷尝先黄老而后六经哉！”清王鸣盛说:《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而迁意则遵儒。父子异尚……观其下文称引董仲舒之     

贾谊赋论

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也是杰出的骚赋作家。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语里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这个看法不符合实际,是为以汉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者排挤贾谊辩解。《史记》贾谊传明明写着:“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     

公刘迁出地考

《诗·大雅·公刘》是周人史诗之一,它叙述了周人先祖带领周民迁豳的史绩。诗中生动地描述了周人告别故地、沿途辗转、寻找、最后定居于豳的情景。但诗中并未明确交代迁出之地。自《诗毛传》以来,治《诗》者多主自邰迁出之说,然按诸史籍,殊为不符,故今为之考。公刘迁豳非自邰邰,是周的始祖后稷的封地,故址在今武功县境内。首倡迁由自邰说者为《诗毛传》。《公刘》第一章《毛传》：“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邑于豳。”其后,治诗者多从其说。郑玄《诗·豳谱》、孔颖达《毛诗正义》、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