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于学术个性的著作——读陈子展《诗经直解》

《诗经直解》(后简称《直解》)是陈子展教授的晚年著作,是在他三十年代在《诗经语译》和五十年代《国风选译》、《雅颂选译》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精研的成果;历时十年,五易其稿,是一部凝结着作者数十年心血和工力的集大成之作。书名“直解”取自清陈皋谟《笑倒》,而另赋予新意:“造述《诗骚直解》,不敢正言‘今译’,实以古诗不易译为现代新体诗。即言‘直解’,亦常见其有不可解处,勉力总结旧解,求其殆庶。强作解,旨在迫使真解者予我教益……”(《诗经直解·驷?)由这里不难看出陈氏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对学术事业严肃认真的态度。本书为《诗经》每一首诗所作直解均由五部分组成:正文、译文、评析、按语和简注,另外于每篇题下列序文。评析置于每章之后,多就本章内容和艺术作评说,或引前人议论,或自下断语,皆简明扼要,发人思考;有时就典章制度、地理、名物作必要考证,     

陈子展《唐代文学史》的学术成就与研究方法

陈子展先生的<唐代文学史>比较早地勾勒了诗歌、古文及唐代新出现的小说、词等文体创作的历史进程,从作家所处的生态环境与文学内部规律阐释了唐代文学何以繁荣的主客观缘由,细腻入微地分析了各种文学样式的文体特征与写作技巧.该书在研究方法与视域上推崇白话文学,擅长比较研究,巧于史料征引,因而有理由成为民国间所撰写的几种唐代文学史中最为优秀的一部.     

评石川三佐男教授的《诗经》《楚辞》研究

本文介绍了日本著名汉学家石川三位男教授在研究《诗经》、《楚辞》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举实例对石川教授将文化人类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的学术路径作了说明。文章希望中国学人能从石川教授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中吸取到有益的借鉴。     

《红楼梦》与《诗经》

本文先根据《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对待《诗经》的不同态度简要分析了《红楼梦》作者的诗经观 ,又通过《红楼梦》中随处可见的对《诗经》字句和意境的化用 ,来说明前者对后者的创造性运用 ,从而体现两者形体语料和理路气脉的相通之处。     

《诗经》处所词研究

《诗经》作为先秦的重要文献,其中包含着很多与当时生活相关的处所词。若对《诗经》中的处所词进行详细统计与分类,把《诗经》中的处所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大类并进一步细分,可形成对《诗经》中所处词较为详尽的描写。在归类的基础上对《诗经》中处所词的构成进行分析,包括连绵词、名词词头+名词、方位词+名词和形容词+名词,进而对其句法功能与介词搭配归纳,《诗经》中的处所词可以做主语、宾语、定语、中心语和状语,搭配的介词比较常见的有于自在。     

陈子展的近代文学研究

陈子展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两书,构成了近代文学史的首次框架.他从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及文学内部诸因素的发展动向出发,把近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并从古典文学如何通过近代文学过渡为"五四"新文学这一角度着眼,在近代文学中剖分出"旧文学"与"新文学"两种因素,通过它们在诸文体领域内的消长蜕变,而构架起了一部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文学史.而他把学术史与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又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格局.     

《诗经》比喻研究

比喻的成功动用是<诗经>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这种成功运用表现在比喻运用极为广泛、比喻的形成多种多样.这些众多比喻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突出的修辞手法或表现方法被作者所运用,我们不能仅仅从比喻的审美功能这一层面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比喻的生成机制这一更深的层次去解释.可以断言,<诗经>中的比喻不但和当时的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密切相关,而且与宗教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     

毛泽东与《诗经》

<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诗经>始祖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熟读<诗经>,灵活引用,对<诗经>的有关评论,揭示了<诗经>阐述学的本质规律,提出了诗经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这对<诗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诗经》与酒文化

<诗经>中有大量的饮酒诗篇,反映了当时的酿酒水平及对酒的品饮标准,表现了酒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强调饮酒要遵守礼节,描写了形式多样、分工细致的酒器,对我国古代的酒文化有较全面的展示.同时通过酒文化透视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兴衰、宗教信仰、礼俗伦常、生活趋向等,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及借鉴意义.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诗经》与天文学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而且是我国先秦时期文化的百科全书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内容 ,诸如盖天说、立表测影、日食月食记录、重要星宿的运行规律、历法等等。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丰硕成果 ,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诗经》与丝绸

我国丝绸生产源远流长。古代希腊与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义即丝国,因中国很早向西方输出蚕丝而得名。约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千余年间,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陆路源源西运,誉为丝绸之路。我国丝绸生产的悠久历史,可以上溯到夏代,《尚书·禹贡》中有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的记载,夏禹时代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兖州,有适宜种桑的土地,     

孔子与《诗经》

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非常重视《诗》,(《诗经》最初并无“经”的称号,只称《诗》或《诗三百》)并为其保存和流传作出过贡献;他对《诗经》有许多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孔子和《诗经》的这些关系,汉代人提出了“孔子删诗”说。几千年来,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各持己见,至今尚莫衷一是。孔子是否删过《诗》?他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作出过哪些贡献?他对《诗经》有哪些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代有何影响?拙文想就这些问题略述浅见,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郭沫若与《诗经》

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家.他不仅曾戎马倥偬,啸傲沙场,而且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和鲁迅一样,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四射的无产阶级勇士.在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包括《诗经》研究领域,他也有许多前无古人的成果.他研究《诗经》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在这一方法下得出的结论,在我国和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可以说,我国现代在《诗经》研究方面有见地的著作,大抵都吸吮过郭老成果的营养.科学地总结郭老的成功经验,对《诗经》研究的后来人,是有益的事情.     

方玉润的《诗经》研究——《诗经原始》读后

方玉润(1811—1883),云南宝宁(今广南)人。著有《鸿濛室丛书》三十六种,《诗经原始》是他晚年的著作,也是他最有价值的一部学术著作。在清代的《诗经》专著中,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被公认为是“独立想考派”的代表著作,其中以《诗经原始》最具创新精神,在“诗经学”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方氏论诗的主要观点     

创造性的《诗经》研究——《诗经主题辨析》评介

千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家族”可谓“人丁兴旺”。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合鸣、李中华先生合撰的《诗经主题辨析》(上、下卷),凡八十余万言,无疑给《诗经》研究家族增添了新的血液,是《诗经》研究领域新的可贵的探索。《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它产生迄今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流传人口,讽诵不衰,并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汉以降,《诗经》研究从未间断过,学者云集,著     

《诗经》与南朝民歌比较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对后世的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民歌也同样受到了《诗 经》的影响。对于《诗经》与南朝民歌的研究,主要从诗歌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论述二者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从诗歌内容选 材上的相似之处,在范围、语言特色、主题的不同之处,以及表现形式所呈现的明显不同、艺术手法上存在着共有的修辞手法和 人物刻画及表现手法上的差异,通过对比二者间的同与异,在对比中更好地体会民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